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怀念敬爱的恩来伯伯

　　周 尔 均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迎来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

　　十年前，为了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我爱人邓在军执导了大型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她请我俩的好友、词作家宋小明创作了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歌词中有这样几句：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在你的胸前写下，

　　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

　　用你的眼睛诉说，

　　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

　　你就是这样的人。

　　不能不想，不能不问，

　　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周总理深深地爱人民，人民也深深地爱他。他对人民的爱有如高山大海、博大无涯，又如涓涓细水、点滴入微。这里所记叙的，是我亲身感受的几件事：

　　看似有别实质相同的对后辈的爱

　　就在几天前，我们家乡江苏淮安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大姐深情地回忆了一段往事。她说：这是她第二次来到淮安，上一次是六十二年前的1946年。她从小因战乱被寄养在上海乡下，爸爸妈妈非常想念她。是总理千方百计地打听到她的下落，又特地派人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把她接送到苏北解放区，第一站就是淮安。经过辗转跋涉，她终于到达张家口与爸爸妈妈一家团聚。聂力大姐流着泪说，如果不是当年周伯伯的关怀，就没有今天的我。

　　聂力同志一席话，使在座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湿润了眼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同样得到过周总理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

　　在座的我，也深深地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同是在六十二年前的1946年，同是在苏北与上海，我与当时素昧平生的聂力大姐，有着一次同样难忘的不同的际遇。

　　周总理是我敬爱的伯父。他在兄弟辈中的大排行位于第七，我父亲周恩霔排行十四，是最小的一位。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随七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我和母亲生活困窘，寄居在江苏高邮的外祖父家。1946年抗战胜利时，我初中毕业，没钱升学。这时正好听到，伯伯为国共谈判的事来到南京、上海。我和哥哥便想方设法，从高邮找到了上海思南路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伯伯和伯母曾不止一次地到过我家，看到我俩，他们格外高兴，亲热地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当时我还不满14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和哥哥一起，直截了当向他俩提出要求：跟随他们去延安干革命。伯伯和伯母亲切地说：你们的志向很好，这件事我们商量一下。期间，伯伯和伯母还专程到我寄居的亲戚家看望。几天后，伯伯和伯母把我俩找去，慎重地说：我们商量了，现在形势不稳定，你俩还是留在上海读书，看看情况再说，以后会有机会参加革命的。伯伯和伯母还给我俩留下了一些钱和衣服。我们当然按照伯伯和伯母的教导办事。就这样，我到1949年6月高中毕业、上海解放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有一次，我同伯伯的义女、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谈起这段往事。维世大姐感慨地说：“爸爸、妈妈对烈士子女、战友子女和对自己的侄儿女们，在感情的天平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烈士与战友子女的照料，更加周到。在战争年代那种恶劣的环境中，他们把能够找到的烈士与战友子女，大都送到延安与苏联学习，不少人还是派人从敌占区找来后送去的。抗战胜利后，你们到上海找到伯伯、伯母，在内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他们却把你们留在了当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对革命后代的爱，实在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爱。”聂力同志的亲身遭遇，对这一点再次作了生动的证明。

　　人们都知道，周总理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不希望我们依靠任何“关系”与“照顾”。这既是他高度原则性的表现，也寄托着他对我们的热切期望：自强自立，做对人民有用的人。他也本着同样的精神要求所有革命后代，切不要像因为有“吃不倒的铁杆庄稼”而最终潦倒没落的“八旗子弟”。聂力大姐与我当初虽然际遇不同，但总理给我们灌注的是同样的爱，是对后辈最深沉、最负责任的爱。

　　从细微处见关爱

　　我参军后不久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调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伯伯和伯母时时关注着我的成长。五十年代初，为我入党的事伯母几次写信给我，转达伯伯的指示，鼓励我努力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又亲自给我党组织写信，证明父亲的有关情况。1953年我入党后，伯母在病中立即高兴地给我回信，称这个好消息使他俩“至为兴奋”，嘱咐我：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不骄不馁、付诸实践，“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晚辈的温暖与期待。

　　1955年，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我终于来到西花厅，见到了悬念多年的伯伯和伯母。时间过去将近十年，我已是成年人了，而在自己眼中伯伯不仅仅是长辈，还是国家总理，多了一分对他的敬畏。见到伯伯时，我多少显得有些拘谨和紧张，中午吃饭时甚至还咬破了舌头，流了血。伯伯马上让卫士请来大夫给我止血，关心地对我说：“年轻人，以后遇事可要小心点啊。”我和刚调到北京的在军正在恋爱，此前她已经见过伯伯和伯母，这次是一起去西花厅。伯伯勉励我俩：今后要互敬互爱、共同进步。也再次告诫我们，不要把与国家总理的关系掺合到恋爱关系中去，爱情与婚姻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使我多少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是，临别的时候，伯伯亲自送了我们两件礼物。一件是金属盒子盛放的刮胡刀，并附有几个刀片，看起来还很新，像是伯伯刚用过不久的。伯伯亲手递给我说：“把这个送给你。这些年来没有见面，你也长胡子了。” 顿时，一股热流淌过我的心头；伯伯是管国家大事的人，竟然关心到我刮胡子的事情，他把我当成大人了。另一件礼品，是两张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伯伯反复叮咛我们：一定要到场，一定要看完。遗憾的是，我们虽然答应了，却没有真往心里去。虽然去体育场参加了开幕式，由于对有些体育项目兴趣不大，又有事要办，便提前退了场。再去西花厅时，伯伯一见面就问我们：“看到毛主席了没有？”我们两人都愣住了：“没有啊！”。伯伯连连叹气：“你们这些孩子，就是不听话。”伯母赶忙向我们说明，那天运动会毛主席要出席，因为有事，中间才能到场。由于有纪律要求，你们伯伯不能提前告诉你们，又想让你们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所以才特地嘱咐你们要看到底，不要退场。我们自然后悔不已。从这件小事，我们深深体会到伯伯对毛主席的尊敬，也深深体会到他对晚辈的关爱。

　　1957年，伯伯率团访问亚非十一国回来，住在重庆部队招待所，我去看他。还没顾上说话，伯伯嘱咐我先去看望陪他出访的贺龙副总理。他说：“贺老总就在隔壁，他是你们的老司令，快去问声好！”我见贺总时，他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也给我谈了这次出访的一些情节。我注意到贺总住的是套间，而伯伯住的是很小的单间。卫士长成元功后来告诉我，招待所只有一个套间，原来是安排伯伯住，伯伯说，贺老总年纪大、身体不好，套间让给他。

　　晚间，伯伯让我同他一起吃饭。饭桌上，伯伯一个个地检查过问，见随行的乔冠华同志还没有就座，伯伯嘱咐：不要催，等一等。因冠华同志手里有工作，足等了十多分钟，所有人员都到齐了，伯伯才动筷子。由于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伯伯很高兴，同每个人碰了杯，还即席表扬了冠华同志。在我身旁的王政同志，是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他原来是张学良将军的副官长，西安事变时伯伯从延安到西安谈判，往返都是由他护送。“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革命，因历史原因和当时“左”的因素，1955年暂缓给他授衔。在伯伯与他碰杯时，王政同志哽咽流泪说不出话来，伯伯也动情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你的情况我了解。”后来由于伯伯的过问，王政同志不久被授予大校军衔。

　　唯一的一次“破例”

　　伯伯是国家总理，权力很大，一言一行有很大影响。所以，他对亲属有个严格的规定，凡是公事，不准给他带话和传话。但是，有一次伯伯自己却破了例。

　　五十年代中期，我有一次从重庆出差到总后勤部，报送本单位肃清反革命运动情况的材料。开展这个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其必要性，也存在打击面偏宽的问题。当我办完公事去西花厅看望伯伯时，他按照习惯问问工作情况，借此做些调查研究。以往他一般只是听，很少表态。当伯伯听说我这次来北京的任务是报送“肃反”材料时，一下子认真了起来：“给我说说，你们单位“肃反”查出些什么问题？”我便一一列举数字：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听到这里，伯伯皱起了眉头。我说完后，他起身踱到窗前，静静地站了会儿，转过身对我说：“有问题啊！虽然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但你们毕竟是部队，又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可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嘛，不可能有这么多有历史问题的人嘛。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

　　更让我万分吃惊的是，伯伯接着很明确和肯定地对我说：“我说的这个话，你回去向单位领导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

　　伯伯竟然让我给单位领导传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感到既激动，担子又重。原来准备在北京多呆两天的，事情紧急，赶紧乘火车回到重庆。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卢南樵(以后曾担任总后勤部副政委)听汇报后高度重视，我还没有离开办公室，他就嘱咐秘书立即通知召开党委会，让我在会上传达总理的话。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按照总理指示精神作了政策调整，从而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不禁让我联想到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伯伯对干部和群众的关心与保护，终其一生，一以贯之。不同的是，建国初期的政治空气相对要宽松一些，为了避免干部群众受到伤害，当时他可以明确果断地做出决定，并且打破惯例，用“大原则”管“小原则”。而“文革”之中，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伯伯却只能利用他有限的权力，巧妙地又极其艰难地进行一切可能进行的工作，以至耗尽他的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伯伯同我的两次谈话

　　1959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伯母的机会多了，也更多地得到了他们的教诲。

　　伯伯问我：听说你调动工作了，是在哪个单位？我说在总后勤部卫生部。伯伯问我，部长是谁？我说是饶正锡同志(注：当时是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后曾担任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伯伯说，噢，他是从新疆调来的，我很熟悉。恰好我因工作需要看过饶正锡同志的履历表，我说，是这样，他担任过新疆迪化市的市委书记。伯伯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呢？”我理解伯伯的意思，因为迪化市当时已经改称乌鲁木齐了。我说，迪化已经改名，这件事我知道，我是看到饶部长履历表上写的是迪化市委书记。伯伯点点头，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来不及细想，对伯伯出的这道题，只回答了一半。我说，迪化的“化”应该是“同化”的意思。因我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伯伯很高兴，鼓励我说：哎，你回答得不错。接着他主动补充说，“迪化”嘛，“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种提法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歧视：对新疆要“启迪”、“同化”。然后他问我：你能举出多少这样对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有歧视性的地名吗？我就边想边回答，伯伯也在一旁帮我提醒，帮助凑。比方说“绥远”，以前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称“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了“丹东”。还有“抚顺”、“靖边”、“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一起凑了不少。伯伯就讲，我们过去大汉族哇，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这是不对的，何况有的还是友邻国家，更不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之间都是一律平等，各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一律平等。当谈到新疆、西藏、广西等各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情况时，伯伯显得十分高兴，不时喜形于色。

　　跟伯伯在一起交谈，他都持这种平等的态度，从不让人感到高不可攀，我们晚辈在他面前没有一点拘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亲切随和，平等待人。只有一次，我见他为修缮西花厅的事，少有地发了火。

　　西花厅是清朝末年的王府，多年没有修缮，地面还是当年铺的砖，很潮湿，不利于伯伯的健康。管理部门早就提出维修一下，伯伯一直不同意。这次秘书乘伯伯外出，抓紧把这件事办了，主要是把砖地换成地板，工程量并不大。但伯伯回来后真动了气，住在钓鱼台临时住所坚决不回家，连陈老总去劝也不听。一次，我去钓鱼台见伯伯时，为了缓解他气愤的心情，劝他说：伯伯，您平时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已经相当破旧，这是历史文物，简单地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伯伯说：你讲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你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干，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地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也就很好了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老百姓还没有房子住。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看过，背诵了最后那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你再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伯伯让秘书把新换的床还回去，吊灯拿下，窗帘摘掉，才搬回西花厅。他在国务院会议上两次做检查，都是检讨自己，一字未提经办的秘书。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恩来伯伯爱人民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他是一座爱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一位小学老师说得好：石碑可以倒塌，木雕可以腐朽，树立在人们心中的丰碑将与世长存。恩来伯伯的伟大人格力量，已成为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在生生不息的延续，我们就将永远拥有这笔无价的财富！

　　(2008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