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换届选举期间，平顶山市的领导干部和党代表，都收到了一条辱骂时任平顶山市委书记邓永俭的短信。对这条短信，上上下下都十分敏感，迅速上报公安部。短信发布者很快被锁定：时任平顶山市新华区委书记的杜欣。他不仅交代了“短信事件”，还交代了贪污、受贿等犯罪事实：在担任新华区委书记的8年间，共收受149人的近千万元贿赂。(2月26日《检察日报》)

　　又一条蠹虫被揪了出来，大快人心。可是，痛快之余，笔者不由得假设起来：假使不出现“短信事件”，杜欣的特大腐败案能够被捅出来吗？他会不会继续做他的区委书记或者荣升其他的什么“长”。

　　查处特大腐败案和侦破短信事件，哪一个更重要？不言自明。可是，为什么短信事件能“马上”、“迅速”侦破，而对特大腐败案，则茫然不觉呢？是因为难以查处么？杜欣的腐败历时8年，收受了多达149人近千万元的贿赂，难道就没一点蛛丝马迹？俗话说，世界上不存在永远捂得住盖子的酱缸。更何况，杜欣的手段并不见得如何高明，仅仅因为短信事件，他就把自己的特大腐败罪行竹筒倒豆子一般地倒了出来，也不见得有多高超的技巧嘛。

　　对比短信事件的迅速被查处，我们可以窥见端倪：短信事件直接影响了市委书记的形象，“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对某些领导干部来说，这是比天还大的大事，当然得予以雷霆一击。而特大腐败案，受害的则仅仅是无权的普通百姓，自然可以不闻不问或少闻少问了。

　　如果能把特大腐败案看得和领导形象受损的短信事件同等重要，腐败分子还能够肆无忌惮地腐败吗？(谢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