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2月26日电 题：名流寄望两会：周瑞金再论思想解放 坚持改革不动摇

　　记者 孙宇挺 许晓青

　　十七年前的春天，正当中国改革处于徘徊之际，“皇甫平”在上海滩上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

　　当中国改革步入而立，作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与撰稿者，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两会前夕在上海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再谈改革时表示，中国改革还处于拐点，坚持改革不可动摇。

　　从不愿再提“皇甫平”到《改革不可动摇》

　　虽然在二00三年周瑞金曾对某媒体表示，“不愿意再提‘皇甫平’。”言语间透露出一种淡忘。但二00六年，“皇甫平”又一次携《改革不可动摇》重出“江湖”，再度引人瞩目。

　　周瑞金说，原本认为关于改革的有关争论已经解决了，所以觉得皇甫平“恍如隔世”不必再提。但没有想到，二00四年又开始了关于改革的“第三场大争论”。这场郎咸平发动的大争论，抓住了中国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教育、住房、医疗等问题大做文章，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瑞金冷静地观察了近两年，到了二00六年一月才出来讲话。周瑞金说，当时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被认作是利益集团代表，在这场争论中处于被动挨打、无力还手的境地。这个时候，他感到非要出来讲话不可，所以就有了《改革不可动摇》。

　　在《改》一文中，周瑞金并没有回避改革遇到的问题，他说，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解决。

　　周瑞金说，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反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引发的问题。这种不彻底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特别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跟上。

　　周解释说，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还在注重抓招商引资，没有转变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而改革到现在产生这么多问题原因在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产生了变化。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私人物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获得解决，人民群众却对公共品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对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社会就业、民主权利、司法公正、信息对称、分配公平、环境保护、惩治腐败等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周瑞金这样解释。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政府还没有思想准备，还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在抓招商引资和抓GDP，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没有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主体，切实向广大民众公平公正地提供社会公共品。结果，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周瑞金说。

　　改革的三场大争论和两个阶段

　　“围绕改革，在这第三场大争论前，中国还曾出现两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第二次争论是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周瑞金如是介绍。

　　在周瑞金眼中，中国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十一年间，那是自下而上带有理想主义的改革，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束缚，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涌现了新事物、新探讨。

　　经过一段徘徊，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进入到新一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到目前这一段改革，基本上是以利益调整作为主要目标，自上而下地围绕经济体制展开。“应当说这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经济发展也取得重大成果。”周瑞金说。

　　“这两个阶段的改革都发端于两次思想解放，两次思想解放又都是邓小平推动和主导的。”周瑞金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当时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开启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一腔，但作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真正标志的，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如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迷信中解放出来。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则是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周瑞金说。

　　正如大众所知，第二次解放思想运动发端于四篇“皇甫平”文章，以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为主要标志，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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