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各区县及市直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他们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

　　公布行政区域内所有主要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这种极富魄力的事情此前还鲜有所闻，因此，它不仅让昆明当地的市民感到兴奋，也让所有关注政治生活的人们感到振奋。这样的举措之所以能在昆明出台，当然与仇和有关。此前两天，调任不久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动员会上，明确要求公布副处级以上干部的电话号码，以推动党务、政务的公开。作为中国政坛上以铁腕著称的人物，仇和每次推动的行政措施都会引起轰动与关注，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领导的办公电话算不上秘密，但在现实生活中，找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与找领导本人几乎同样困难。这虽然多少有点奇怪，但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现状。在并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主动改变安逸的局面，给自己和同僚找麻烦、添压力，的确算得上一道“奇观”。无论它是缘于锐意求变的技术考虑，还是出于深刻的政治自觉，都是值得赞许的。

　　昆明市民抢购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当然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以备不时之需。行政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中国老百姓在与“当官的”打交道时所积累起的负面经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些说起来简单的事，一旦进入官僚主义的行政流程和司法程序，解决起来就遥遥无期，但只要“捅”到了领导那里，反而更有希望得到解决。看起来这很像是一种权力迷恋的幻觉，但是，现实却一再印证了这样的判断，从总理讨薪到各地推行的公安局长大接访，都是很好的例子。这样一种悖论般的现象或许说明，并不是官场中的人都缺乏温情、善意与关怀，而是过于繁琐的行政程序成为横亘于民众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一道铁门。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则如同有魔力的钥匙，只要轻轻一拨，就会云开日出、天朗气清。所以，收藏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无异于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加了一道保险。

　　仇和要求公布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用意或许就在于此。在暂时还不可能大幅削减行政程序的情况下，干脆把领导干部推到公众面前，让他们直面人民群众渴望解决的种种难题，这很像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休克疗法”。说它是人治也罢，说它是非常手段也罢，但在公众看来，它至少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行政救济，甚至是在现有框架下创造了一种政治资源，这难道不比另起炉灶、设计另一套繁琐的制度来得更实际吗？

　　当然，不可否认，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号码的现实效果可能并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在创造一种资源的同时，它也导致了更多行政资源的浪费。领导确实会更忙了，但那些原本应该为群众办实事的人倒乐得清闲，这不是有点古怪吗？从这个角度看来，公布电话号码倒像是一种政治隐喻，它呼唤的是大刀阔斧、删繁就简的行政改革，它要求的是简洁高效、运转灵便的行政体制，它要实现的是求真务实、贴近群众的干部作风，而要达到这样一些目标，就必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这不禁让人想起近来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即大部门制。虽然大部门制与公布干部电话号码大异其趣，但两者却有着相似的动机，那就是削除行政冗余和提高行政效率。所以，如果我们放弃以娱乐的眼光看待仇和的做法，就会意识到，发生在昆明的一切，很可能预示着我们的政治改革正在向着怎样的方向推行。（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