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临街的白色小楼刚刚粉刷一新。这里是中国拍卖协会和中国商业联合会的驻地。上世纪90年代前，这里是权重一时的物资部所在地，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短缺，物资部管着全国的物资调运和分配。如今物资调配主要由市场自身调控，物资部已经在1994年被合并到其他部委。

　　来往于拍卖协会和商业联合会的，多是相关行业的商企人员。拍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购买以及民间高档物品交易的一个重要方式，中拍协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加入协会的拍卖企业制定出一套有效的行业标准。

　　月坛北街25号小楼的变化，正是国家部委改革调整的一个缩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把政府的部分职权分离出来交给社会，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合并部委已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根据报告精神大部门改革已作为发展民主政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大部门体制改革：切中时弊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务院已经进行了五轮政府机构改革，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这几次改革都致力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时代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模式。精简部门，放权于社会机构是贯穿于五轮机构改革的一个精神。然而，几轮改革下来，国务院的部门机构相较于英、美、法、日等国政府仍然偏多。而且一度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可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都没有这么多。比如美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加拿大19个、澳大利亚16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西班牙15个、日本12个、韩国18个、新加坡15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元起教授认为，中国人口虽然多，但政府机构的数量并不与人口成正相关比例，一般而言，政府机构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成正相关比例。相较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我国政府机构过多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识。

　　李元起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当前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机构重叠，人员冗杂；权责不清，行政成本高；各部门重自身利益，缺乏全局和长远眼光。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政出多门，无人负责，对部门有利益的事务抢着管，没利益的事务视而不见。

　　就医药产业而言，卫生部门可以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可以管，甚至交通运输部门也可以管。再比如，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公安部门可以管，公路交通部门可以管，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也可以管，甚至为了收取罚款，曾经出现过公安部门和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争着管的事情。然而当面临百姓急需解决而又和部门利益无关或者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各个管理部门就会纷纷退缩，松花江污染事件暴发后，工商、环保、税务等部门的声音一度消失，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李元起认为，行政部门历来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观念：认为天下事都应由政府管理、主持。这种观念与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结合后，就出现了建国后部委众多的历史现实。而前几次精简部门，如同行业协会一样的公共服务机构尚未建立是行政机构精简后又得以膨胀的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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