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

　　2007年，《士兵突击》激发了许多普通人的热情。这部军营题材电视剧，已经走出荧屏，真实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南京军区将《士兵突击》作为新兵入营教材；许三多的网上拥趸到云南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一群买股票的年轻人，也计划效仿许三多迷，同样捐建希望小学。

　　许三多，让普通人意识到平凡生活的光彩。

　　由此点放射，2007年，对一系列文化现象的争论中，蕴藏着持续的反思与社会理想的重建。

　　一方面，在争论中，江西电视台的“红歌会”引起轰动，西方人拍摄的电影《南京》受媒体追捧，《论语》热卖，中医纳入医保；另一方面，在争论中，洛阳烈士墓被毁引起广泛抨击，《色·戒》的某种“精英”意识触动了人们最淳朴的是非底线。

　　物极必反。在裹胁一切的物质化洪流面前，这样的反思与争论可谓波澜壮阔：如果生命有同等的尊严，张爱玲、李安的优秀艺术表达，能否遮蔽70年前被剥夺的3500万生命？如果完美市场是人类社会的更高目标，提高经济效率，能否等同于跨国公司的“斩首”收购？如果人人平等，资本的利益是不是比劳动者的长期合同更“平等”一点？

　　追寻原点的脚步未有止息。2007年，温家宝总理发表诗歌，标题是“仰望星空”，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以感动的方式寻求自己的认同。

　　无论多么宏大的社会现象，都源于个体心灵的汇聚。无论个人行为如何多元，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因此，对一切社会现象的质疑，都能回归于原点：每个人的内心。

　　“泛瘾式生存”

　　时下聚会，话题总难离开股票、房价。

　　2007年的股票热中，中国已有过亿的股东账户，众多群体在股海弄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连小学生都用压岁钱炒股，说是要培养自立自主精神，提前适应市场经济。

　　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三点之间，在几乎每一栋办公楼，都能发现有办公室的电脑屏幕显示着“红绿线”。

　　是不是涨了就兴奋，挣了钱也憋着不说？是不是跌时很失望很愤怒，还到处找原因(而且一定能找到原因)发泄？是不是每分钟、每小时都想看变化，到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是不是割肉以后还惦记，走了三个月还要回头？是不是钱已经不是钱，只是数字？是不是梦里经常出现红绿线？是不是对每个消息都没信心，战战兢兢；或者信心十足，谁劝也不听？是不是为了安慰宁可听信谎言？是不是不停地后悔？

　　是不是很像赌博？很像毒瘾？

　　不少人卷入“泛瘾式生存”：地下六合彩、彩民、基民、非法传销、老鼠会、“万里大造林”、蚁力神、网络游戏、一夜情

　　中国是不是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所谓的“泛瘾式生存”时代？

　　在物质化扩张的时代，“成功”就是能挑动起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便痛苦，得到满足便空虚，起起伏伏中，外化为“泛瘾式生存”。凭借现代传播、营销手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欲望被制造出来，欲望的膨胀越来越猛烈。为跟上横流的物欲，越来越需要一夜暴富、一夜成名。

　　一夜暴富的合法途径有炒股，一夜成名的合法渠道有选秀。证监会的风险提示收效甚微，广电总局的禁播令更是遭受非议。

　　对此，南方一家媒体在2007年8月的一组文章中称：

　　“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所谓“毒药”，也许更准确的形容是“毒品”。但是，即使明明白白地标注为“毒品”又怎样呢？在“多元价值观”的旗号下，连真正的吸毒都被一些人视为“中性价值”，乃至“先锋行为”、“个人解放之道”。

　　各种版本的“新四有新人”，如“有钱财、有靓车、有美女、有别墅”，流传甚广。

　　针对媒体对“征途”游戏放纵暴力的抨击，当事人辩解说，“企业家的根本道德是赚钱。”

　　这好像是在说，“资本”大于“道德”，或者“赚钱”大于“道德”。曾经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美丑，已是如此混沌一团。所谓“多元价值观”，几乎成为“没有价值观”，成为放纵资本、欲望的“护法”。

　　股市本没有错。但是对物质与身体的极度迷恋，可有“刹车”？

　　人创造的，也要人使用

　　无论是鲜花还是垃圾，人创造的，都要人来承担。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2007年提出了“底层沦陷”的概念。他认为“底层沦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生存生态恶化。

　　而在总体上，武汉大学的邹薇教授研究说，目前，现实中越来越呈现出有规则的、有组织的，甚至制度化的“社会腐败网络”：一方面，腐败现象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甚至公愤；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腐败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无处不在，不适应就很难取得成功。

　　也就是几乎每个人，不管在哪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和认可了各式各样的“潜规则”。

　　2007年，一条名为“全国二奶大赛”的手机短消息广为流传，腐败官员“私德”被恶搞背后，是对精英个体的信任越来越脆弱。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仅仅在30年前，一些共产党员干部还因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生活作风问题”被社会抨击、纪检调查。那个时代，其他国家的一些观察家甚至将中国共产党员的严格道德标准，等同于“清教徒”的严格自律。

　　在自我约束越来越难于执行的同时，一些精英受到质疑，群体的“泛瘾化生存”成为普遍。而人们对重大的社会趋势，也更偏于从“外部”寻求解决方案：比如强调条件的不成熟，比如强调改善环境，更有力的一种声音，则是批评制度不完善，等等。

　　制度建设的急迫性、关键性、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制度不是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共同价值观之中，植根于人们的内心。

　　如果经常看到“锁在抽屉中的制度”、“墙上的规范”、“口号政治”、“以会议落实会议”，会不会质疑制度的可靠？从个人而言，官员中固然有腐败分子，但草民、知识精英做了官，又能否独善其身？2007年，本刊曾刊发多篇文章，分析知识精英、“行业智囊”如何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参与政策制度的制定。

　　创造制度者，也在使用制度，甚至虚化制度。

　　没有共同价值观为支撑，设计再精妙、再完美的制度，要么当时即被虚置，要么迟早会堕落，越来越沦为徒具形式的花瓶。

　　作为学者的许嘉璐先生，曾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衣食住行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即风俗、礼仪、宗教、艺术、制度、法律，而影响最为久远、最深层的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可称哲学文化。

　　中华文化命脉能够五千年不断，根基就在于具有明确的、全民共识的哲学文化。这个文化中，“三省吾身”，一直是社会建设的入手处。

　　“无边际解放”对岸

　　物欲的横流，精神的失守，任何单个个体都无法为之负责，将之拯救，但希望又正在每个个体身上。独自的探求已是不易，寻求交集自然更难。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开放之后，商业洪流席卷开来。苦于没有“个性”的人们，再沉溺于量身打造的“伪个性”，为之欣欣然，认为找到了自我，得到了归宿。

　　2006年底直至2007年全年，许多媒体曾广泛地参与一场关于“文艺复兴”、“个人觉醒”、“社会复兴”、“道德重建”的论争。

　　纵观整个论争，似乎个人解放与否都未厘清。

　　其实也简单，“欲望”不是个性解放，而是人性自由的另一重枷锁。这是“物质时代”另一种被忽视的常识，也是人们不愿直面的“心障”。

　　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分析，西方人本主义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主义，但基于维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需要，资本主义的以人为本过于强调以个人为本位，以实现自我为主要的、绝对的价值追求，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就会过犹不及。

　　他进而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人为本就异化为‘以资为本’”。

　　回顾2007年底对劳动合同法的争论，回顾对“征途”游戏的辩解，回顾上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能不能看到“资本异化人性”、异化人类价值的影子呢？

　　而这样的异化，正以社会物质化为大背景。

　　2007年9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诗歌《仰望星空》，引言提及他在同济大学的一次演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一个总理的情怀，关注的是整个民族。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一个人也需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时候，哪怕只是看看星星，做做美梦。

　　孟夫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几希，就是只差一点点。不过是那么一点点“仁义”而已。

　　在许多宗教和思想体系中，人不仅异于禽兽，还可“通神”、“通天”。大地厚德，负载了我们的身躯，但若无一些超越性、神圣性，这肉身将太沉重。

　　从物质化中拔出脚来，总要寻求另一个立足之处。

　　人道有常

　　在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基础上，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其共同的价值观与行为标准。比如知识精英推崇的美国，严格的清教徒意识形态是其核心价值观，保证了民主、宪政等政治制度在几百年中平稳、持续改良。白人清教徒的统一意识形态，提供了出兵伊拉克、引起“文明冲突”的民意支持；而对这种意识形态瓦解的担心，也使其在处理庞大拉美移民时陷入道义上的两难。

　　与西方完全不同。在中国，先有家族，后有单位。两者背后，有着对世界存在、人类生存的不同解读，及维系漫长农业帝国形成的意识、制度基础。在家族中，提倡自强不息、守望相助、推己及人的仁爱，以及自律内省、上下有序的礼法，在单位中，则演进为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等等。

　　如今，家族演变为小家庭甚至“丁克”家庭，单位大都转型或面临转型，家庭、单位这些价值观的实际载体、社会功能不断地被削弱，形成的一个趋势是——“人心散了”，生存或享乐是最浅近的选择。

　　泛瘾化生存，物质化社会，推动着人们的反思。个体心灵的救赎与社会核心价值的重建，已然深深契合起来。社会需要核心价值、共同信仰、共同精神将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

　　但前提是个体重心灵、有信仰。个体需要各自的精神家园，也需要共同的精神家园。

　　情况似乎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曾以“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为题，进行过大型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只有28.1%的被访者说自己“有信仰”，22.2%的人“曾经有过信仰”，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信仰了，36.1%的人直言“没有信仰”，其他人则“不想回答”。

　　这算不算信仰危机？

　　也有闪光点。香港学者王绍光将核心价值观分为七个层面，引用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出主流态度：

　　与家庭的关系：以家庭为重，但要讲理；

　　与他人的关系：年长者较迁就、重视信任，年轻者较容忍、重视忠义；

　　与群体的关系：集体观念仍然没有过时；

　　与社会的关系：要求平等；

　　与政府的关系：依赖和支持政府；

　　与终极目标(神或异化的自我)的关系：信教不多，拜神不少；

　　行为模式：关心自己，处事公平。

　　他的结论包括但不限于：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存在完全的共识，但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被多数人接受的价值准则；在价值判断方面，似乎不存在价值迷失、价值崩溃；但在价值判断与行为模式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这表明道德实施的外在约束机制松弛：从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集体的弱化导致耻辱作用的弱化；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精神的支撑面。

　　作为中国人的生存

　　与“核心价值体系”一道，“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新的阐发。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非孔、反儒大行其道，以让路于德先生、赛先生。但激情冷却之后，许多反儒先锋逐渐出现“士大夫式的移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理论上、言语上反儒最坚决的鲁迅、胡适，却用一生的行状显示出儒者的风范、君子的气度、志士仁人的性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逐一验之，几乎无不符合。

　　传统命脉未因文化运动而毁坏，反倒去除了神化、宗教化遮蔽，更切近原初的人本精神。但几经政治社会运动乃至“文化革命”，终于如许嘉璐所称，断层了。

　　传统更有如“大象无形”，退出显眼的位置。不过，在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时，人们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传统的希望。一旦某个角落里出现复兴传统的躁动，国人的神经便被刺激起来。

　　一年多前，浙江温岭曾出过一条新闻，称当地官方主导“二十四孝”的复归，因其间包括“郭巨埋儿”等如今视为惨无人道的事例，一时激起笔仗。本刊记者后来到当地才了解实情，不过是几个石雕商人所为而已。这只是一次误会，但足见传统在当下的敏感度。

　　当代儒师蒋庆呼吁立儒教为国教，走激进路线；几个年轻人在北京举办一耽学堂，一点一滴地传承文化点滴，践行道统，乃务实路线。无论激进还是务实，都是媒体关注较长时间的看点。

　　还有媒体主动出击。央视“百家讲坛”持续火爆，并非《论语》专家的于丹在那里讲《论语》，出的书大卖了几百万册。

　　书斋研究与民间躁动多时后，为政者近几年亦明显地表示出对传统的重视。祭孔、祭炎黄，办孔子学院，直至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呼应了人们内心的需求。

　　长期以来，不少人以为现实变了，传统已是百无一用。“继承和发扬”只是场面上的话，实际上都不想被它拖累，追赶时代潮流都怕来不及。

　　再到后来，危机出现了，“思想的苇草”越来越脆弱，无以自持，开眼看世界以寻求良方的人们发现，那边厢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盯着我们的背后看，以解决他们的困惑。

　　但失落的人与传统，似乎总是隔着一层什么。

　　无知者无畏

　　2007年底，研究分子生物学这一西方医学前沿的新任卫生部长陈竺说，“中医有望对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表示，中医医疗机构也将被纳入医保定点单位。政府的鲜明态度似乎没有受到持续一年多中医存废之争的影响。

　　文化断层的结果之一，是在判断精华与糟粕中的无力感。在中医争论中，与一个世纪前不同，当今反对中医最力者，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本刊记者在网上看到一篇五万多字长文《问中医几度秋凉》，为之动容。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根据地，但也身处极大的生存困境之中。最大的困境是对其无知而产生的误解、抵制。

　　中华传统以包容为特色之一，但在当今往往得不到他者的包容。

　　反倒是不少真正的西医大家对中医表示敬重。记者有一次问美国华裔医学遗传专家钟南教授如何看待中医，他说：

　　“中医自成体系，有的是我们西医讲得清楚的，比如掐人中让人恢复清醒，可能是人中处的面部神经刺激大脑所致。也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西医讲不清楚的，像掐虎口能止胃痛，我们不明白，但它就是有用。另外，拔火罐啊、针灸啊、经络啊、穴位啊，我们也讲不出道理。但现代西方医学讲不清楚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用，不存在。”

　　钟南毫不掩饰对中医药的“无知”，但对之却有惺惺相惜之感，称：“对中医既不能神秘化，也不能贬低，关键是在尽可能搞清楚它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日本花那么多钱研究中医药，我们为什么不？”

　　陈竺也曾表示，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

　　“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人，今人，虽有古今之别，但终究都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许嘉璐说，对中国的儒学、传统文化，需要把当年随着脏水泼出去的“娃娃”抱回来。“娃娃”是什么？是千百年、上万年积累的，带有普世性的东西。

　　欲以传统为解决我们当下问题的药方，首先得问一下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智慧来理解它。如果没有，那就拿出老实的态度，从“自知其无知”开始。

　　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也是需要足够的智慧与老实的态度来区别的。

　　在卫生领域，陈竺预见，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

　　中国传统的每一个部分，不都包含着这样的哲学？而每个人，是否有力量寻求这样的对接？

　　对注重内省修心的儒家而言，它从个人的起心动念入手，追寻“明明德”，将个人的生存目标定为“止于至善”，这是对人类个人价值的最大肯定。

　　不被外界所左右，摆脱欲望束缚。

　　“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

　　择善固执 善待自身

　　逝者如斯！洪流之下，中国的社会环境同样为当前核心价值的塑造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

　　对“以人为本”、“和谐”、“公平正义”等理念的张扬和深入阐释，搭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对接的平台。仅对儒家而言，还能大大减少对“庙堂孔子”制度性歪曲引起的误会，恢复“布衣孔子”的本来面目。

　　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既冲击了家族、家庭，同样也凸显了家庭价值的重要，使家族、家庭有机会成为比较纯粹的感情港湾、精神纽带。

　　技术理性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价值理性的空间，但也为价值理性的传播、交流提供了便利。

　　自由观念的深入，也可能增强分辨力，夯实从内心深处自觉认同、接受的基础。

　　浮世功利的泛滥，可能遮蔽了心灵，但不堪重负往往又是激起反思，开拓另一种可能的转机。

　　人人可以为圣贤，也是社会共同价值的担当者。在麻木与偏执之间，在焦躁与迷茫之中，我们还有更多选择：

　　从向真、向善、向美开始，达成价值观的基本共识；

　　从反省心念与生活方式开始，渐至制度与价值层面的改良；

　　从个体精神生长成熟开始，寻求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