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闵恩泽 84岁 四川成都人
石油化工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08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8年1月8日,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其中最受瞩目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颁发给了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泽和植物学家吴征镒。而在2006年,闵恩泽就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那时的他已经82岁。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为什么能在两年时间里两度获得国家级的科技大奖?《面对面》栏目记者王志在近日专访了闵恩泽院士。
主持人:很多观众可能都会纳闷,从来没有听见这个人的名字,怎么一下子就获了那么大的奖?
闵恩泽:这也是机遇吧,机遇。我老说我很幸运。就是石化工业的发展,快速发展,那么这个发展中间呢,就为我跟我的同事,大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主持人:84岁,你才拿到这个奖,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奖来得有点晚?
闵恩泽:原来并没有想到会得奖,对吧,没想到那一些事情,得奖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碰见吴仪副总理,她从燕山石化出去,石化副院长,她也是我们原来的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我还给她讲了一句话,我说这是我们几代石油跟石化人,大家的结晶,我说中间还有你一份呢。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吧,你追求什么,我自己有时候感觉到很满足,就是有了成就感,你比如我到了兰州,我站塔上,一看到那片催化剂厂,当初空地一片,现在建起来了。那这种是很高兴的啊,就这时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在荣获国家科技最高奖的同时,闵恩泽也获得了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奖金。科技奖励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上,闵恩泽已经在考虑如何使用这500万了。
主持人:您觉得这个钱多还是少,准备怎么处置?
闵恩泽:现在钱对我们,有什么用途,那我们的养老,我们的医疗,国家都包了,不需要花钱了是吧。我的小孩这些,她也不需要我的钱。那么我现在想什么呢,要奖励出点子走新路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奖励政策,是要有了工业化的成果才奖励,过去我们这个行内有一句话,一个馒头两个馒头三个馒头,三个馒头吃饱了工业化了,所以当时要奖的时候,把第一个馒头的人掰的分量还是很小。
主持人:您不会说是把奖金来当奖金?
闵恩泽:它(500万) 是这样,它四百五十万就是资助选题,用于科学研究,是分两拨的,五十万是奖励个人的。那么先前我有个打算,就是五十万拿出来就奖励院里面,我自己还要出一点钱。
主持人:自己还要倒贴呢。
闵恩泽:倒贴,我来个想法,然后我们院里面再匹配一些钱,就做出一个奖励原始创新,就是导向性基础研究,开拓性探索的,能够形成这个原始专利的这部分,就奖第一个馒头的人,
主持人:国家奖给您这个钱,您拿来做什么都可以啊,改善生活也可以。
闵恩泽:现在要管住嘴啊,你不能吃啊,现在吃多了它有些问题来了,其实我要买什么东西我还是有钱买,足够了,另外就是成都,我有个母校,(原来)叫省立成都中学,我是2004年吧,我捐献了十万块钱,成立个奖学金,奖学金都奖优秀的学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没有奖励那些贫困的学生,要给他们负担一些他们生活的费用,一些贫困学生能够出来上大学,甚至支持到大学,这个我还准备。
主持人:您这得奖了,您还想着他们。
闵恩泽:想着他们,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得了奖,他们也给我祝贺。
闵恩泽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是因为他在我国炼油催化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就像计算机的芯片一样,催化剂是石油炼制与化工工业的核心技术。当石油开采出来后,它必须经过炼制才能转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各种产品,如汽油、柴油、塑料、橡胶等。而催化剂在石油炼制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人们把催化剂比喻成“点金石”,而把掌握催化技术的人称作是“点石成金”的人。
主持人:有多重要呢?这个催化剂?
闵恩泽:这个催化剂就是催化裂化,催化裂化起什么作用呢,我打个比方,这个石油都是碳氢化合物,分子有大有小,那汽油呢,大概这个链,汽油的分子链大概到五个六个到十一个这么长,那柴油就更宽一点,后面就更宽了,就几十个了,我们炼油干的事,简单的说,就是大的分子我可以给你砍断,变成小分子。我切断,知道就切成汽油了,对不对,或者切成柴油。另外呢,就是切了之后,切得太小了,变成气体了,就变成液化气了,我们有本事给你接起来,把小的给你接起来,又接到汽油去,我也能做到。催化裂化就是把那个几十个分子的重油,重油把它变成汽油、柴油、液化气,主要是汽油跟液化气。
主持人:能不能这么说,没有这个催化剂,石油就成了不了汽油,也成不了其它的产品。
闵恩泽:原来这个技术是用热,温度高,热裂化的,但是它汽油这个就是量出来得比较少,质量也差,那么催化剂加进去呢,它就能够加快速度,干得更快,然后你要的产品出得更多,简单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让你,它起个媒人的作用,国外也有叫,叫触媒。
1948年,24岁的闵恩泽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系攻读硕士学位,三年后,闵恩泽以全A的优异成绩博士毕业,这期间,他和同学陆婉珍举行了婚礼,夫妻俩在美国学成毕业后都顺利地找到了工作,每月收入加起来有1000多美金。但1955年,闵恩泽决定和妻子一起回国。
主持人:要回国这个决定是不是很艰难?
闵恩泽:出去没想到不回来,出去就是为了学会,学了就要回来,那是个自然的逻辑思维啊,第一我原先念的硕士,又念了博士对不对,那不是就已经学历目标超过了,大大超过了,第二呢,原来我毕业之后,那时候美国人是不准我们离开美国国境,并没说不准你回国啊。
主持人: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
闵恩泽: 就实际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中国人当时的,中国人那时候是一个开洗衣店,洗衣服,一个开杂货店,高级一点就是开饭馆,所以我出去,别人就比较尊重,那时候,别人就说你是哪个饭馆老板来了。唯一一次最高的称呼,就是我回国前,我们住在希尔顿,一去别人就说,英文就说“are you coming from Washington?”意思从华盛顿来的吗,他是什么意思,把我们当成是外交官,那平时称呼你就是哪个饭店的老板啊。
主持人:但是你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闵恩泽:对呀。
主持人:生活上应该是过得很不错。
闵恩泽:那是可以的,那没问题。当然我回来还是有原因的,我的父亲在国内,当然很希望我回来,陆婉珍的家里面也在上海,也不错,也希望回来。我们是大概1953、1954年就开始,中国学生就开始组织起来了,就给艾森豪威尔写信。
主持人:要回国?
闵恩泽:要回国,我是参加的,那么就组织写信,给个人,就是哪些人要回去,一个名单,不是日内瓦谈判嘛,就这个名单。那么当时大约我们在企业(工作)吧,我们就公开不出面,后来也没有什么回音。
为了能够尽早回到国内,闵恩泽开始想各种办法,他联系上了在香港一家工厂当厂长的朋友,1955年,闵恩泽以帮助朋友的工厂建实验室为名,带着妻子辗转来到香港。
主持人:那为什么最后没有留在香港呢?
闵恩泽:就想了还是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一个大问题了,(我的朋友)跟香港政府不好交代,你怎么,回来说了半天这个人回大陆了,所以后来就商讨要去弄一个探亲证,回大陆探亲,那回大陆探亲,我不回来,那他好说啊。后来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一做这件就有困难了。你要在香港呆了三个月之后,你才能办探亲证。后来真正解决问题是费易民,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大公报》的主编叫费易民,当时实际是我们地下党的代表人物,在香港的。后来是费易民安排我们,我回来是跟钱学森一个火车进来的。他们从美国来嘛,他们美国来他们就是下了轮船马上就到,到那个什么,就上火车站,然后我才跟着上去,跟他们一起来的。
主持人: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吗?
闵恩泽: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家里面也让我们回来,后来我的朋友,他也觉得可以放我回来,他们也动员我们要回来,是吧,国内需要啊,
主持人:在那个年代,对你们来说物质待遇不重要?
闵恩泽:当然你说不重要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吧,当然我们回来,我们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还好的,除了那个什么1960年那段时间吧。好像还不受太大的影响,让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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