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改革，败也改革”

　　苗元礼组织的矿权改革遭到质疑，有人认为，通过协议而不是拍卖进行矿权转移，如何定价是个问题

　　苗元礼在任副市长期间，主持了临汾试点的“矿权资源整合的改革”。

　　苗本人则是成败均因改革。

　　改革起源于一场矿难。2004年4月30日，临汾市隰县一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在事故调查时发现，这处矿产产权构成异常复杂，4个矿井各有“老板”每个老板都向外层层转包，发生事故后不知道找谁来负责。

　　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张宝顺了解此事后要求临汾做试点，“明晰产权、整合资源、有偿使用、确保安全。”

　　在苗元礼的主持下，改革方案很快出台。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政府对煤矿资源估价，然后由矿主一次性买断。第二，关小上大，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

　　时任煤碳局局长的杨吉春认为改革根治了“顽疾”，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首先煤矿属于国家资源，不能免费使用。其次，煤老板买断矿产后，成为矿产永久性主人，对于安全设施就会增大投入。再者，门槛提高后，很多没有资质和实力的矿主就无法进行煤矿开采，从而提高煤矿生产的安全性。

　　当时针对苗元礼主持的临汾市矿权试点改革，就有媒体担心，政府将资源一次估价卖断，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通过协议而不是拍卖进行矿权转移，如何定价是个问题。

　　“协议转让价格合不合理？”曾有学者质疑，“官员绝对算不过企业，公家算不过私人，只有引入外部人参加拍卖，才能在竞争中体现出资源的价格。”

　　两年后，临汾市的矿权改革得到肯定。

　　2006年7月21日，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主管副市长苗元礼作为惟一一家地市级单位发了言。山西省政府发文要求全面推进煤炭企业整合。

　　被异化的改革

　　有煤老板称，哪些矿该关，哪些矿需要整合，苗元礼几乎说了算，他掌着我们的身家性命

　　事实上，苗元礼推行的矿权改革实施后，曾在煤老板中引起很大反响。

　　临汾乡宁县的煤老板赵成(化名)对这次矿权改革意见很大，“掏一笔资源费，永远买断开采权，就能杜绝转包了吗。那只不过是由向乡镇承包变成了向市政府承包罢了。”

　　赵成2000年开始承包煤矿。他说，在2002年以前，煤炭价格低，那些村里的煤矿根本没人开采，那时承包特别容易，如果跟乡镇政府关系好些，都不用交承包费。也正由于承包费低廉，转包现象也就很严重。

　　但是对于这次矿权改革，赵成认为也存在问题，“有关系的话，储量、生产能力、买断矿产的资源费都是可以做手脚的。”

　　煤炭局一位退休副局长说，“煤炭生产的审批，我们说了不算，市领导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是第一个要签字的，所以，责任跑不了的。”

　　赵成说，而且当时资源整合与资源费征收几乎是同步的，政府规定9万吨以下的年生产能力都要关，“如果你交了资源费就可以不用关了。”

　　煤老板与政府根本没有僵持多久，僵局被翼城县殿儿垣煤矿第一个打破。临汾传言,这和分管此事的副市长苗元礼是翼城人有关，“毕竟乡里乡亲的，工作好做”。

　　此后，很多矿主纷纷效仿，争相交费。

　　翼城县主管煤炭的副县长杨忠华认为，翼城这些矿是大矿，和其他矿不一样。能开这些矿的企业都是有实力的。这笔价款对他们而言完全能承担。这些价款直接交到市里，至于共上交多少钱款，他说他也不了解。

　　“后来就想开了，交了这笔钱，就能永久性地拥有这个矿的开采权了，2004年之后煤市很好，应该还是划得来。”赵成最后四处借钱，交了1000多万元资源费。

　　赵成曾通过关系与苗元礼有过一面之缘。“哪些矿该关，哪些矿需要整合，苗元礼几乎说了算，他掌着我们的身家性命。”

　　“人很豪爽，是个能办事的人。”赵成回忆说，“想保住自己的矿井，想少交资源价款，就必须要向领导送钱，但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进行的。”

　　来自纪检方面的消息，苗在这一时期曾收受多名煤老板的贿赂，导致一些本该关停、整合的煤矿得以存活，资源价款不能足额收缴。

　　公选局长能否堵住黑煤口子？

　　有人猜测公选是为了找出一个关系单纯的铁碗彻底抑制矿难。亦有人认为，铁碗会被当地不容

　　杨吉春被“双规”后，煤炭局长的公选又引起社会关注。

　　临汾市组织部一科长说，煤炭生产对临汾来说意义重大，我们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最适合、最有能力的人来做这个局长。

　　市委组织部长郑连生表示，之所以公选煤炭局长，是因为煤炭局长目前空缺，而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公选，“是我们一种选拔干部的方式而已。”

　　但在煤炭局的干部看来，用意并非仅限于此，“并不是我们临汾人没这个治理才能，是我们找不出一个关系单纯、不受利益牵扯的人来坐这个位置，政府或许是希望能引入一个铁腕局长，来彻底抑制矿难。”

　　熟悉当地煤炭生态的一名能源记者则对外来的煤炭局长同样担心，“如果是个外地来的六亲不认的‘铁腕’，当地的关系网不会容他，可能根本干不长久。”

　　“我们煤炭局的官，说大也大，凡是与煤有关的事情都归我们管。可是各项审批，都需要上级领导的批示，我们才敢动作，按照领导的意思动作。”前文所述的煤炭局退休副局长表示，每天都在整顿，也都在查处，但有些矿是动不得的，有些人是惹不起的。

　　“在临汾有句话，给你20万，要吗？不要就给你200万，如果还不要，就用这200万来买你的脑袋。”这位副局长甚至无奈地表示，“在这里，钱与权以煤为核心构成的关系网，既可以通天也可以杀人。”

　　“很多煤矿都有各种官员的股份，是干股，只要罩着我没事情，每年给你进贡。慢一步，就有人来查你。”煤老板赵成认为，“官煤勾结”不彻查，什么方法都避免不了矿难。

　　当地安监员刘平远介绍，一些镇上有多少黑煤窑，在哪里，谁在经营，什么时候生产，这些村委会、乡政府都知道，“他们是拿了矿上的钱了，有的甚至是直接有股份，我们刚接到举报电话，矿主就能知道消息。”

　　“有时我们刚出发，就会接到上级的电话，说什么矿不用去了。”刘平远说，“现在发现黑口子，如果抓住正在生产的，罚10万，死一个人罚20万，许多矿一两天就赚够了。”

　　“该查的不查，该整顿的不整顿，该关的不关，该停的停不了。黑煤窑都能搞成‘六证齐全’，矿难能避免吗？”赵成感慨。

　　外地来的局长是否就比本地提拔的局长更能抑制矿难的发生，在临汾市委组织部长郑连生看来，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他很反感社会上所传的“本地干部没人敢做、愿做这个官”的说法。

　　“这很无聊，不符合实际。”郑连生说，现在临汾市本地的一些官员、干部很多已经报了名。(记者 黄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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