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代表多了 □官员代表少了 □专业素质强了
地方人大代表结构更趋优化
专家预计全国人大代表也将出现“干部”比例下降、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和法律等专业代表增加的趋势
来自四川宜宾的魏小明最近成了广东的“名人”。
作为从四川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工,日前在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代表选举中,成功当选省人大代表。像魏小明这样的“幸运儿”,在广东就有6人。
幸运的,并不仅仅是魏小明他们。近来,随着全国各地省市人大代表换届工作的陆续完成,我国省市人大代表结构进一步优化,各领域内的代表构成进一步改善,专业素质进一步提高。
“人大代表结构的优化,对于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职能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意义重大。随着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展开,可以预计全国人大代表也将出现‘干部’比例下降、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和法律等专业人士代表增加的趋势。”宪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说。
农民工代表频频诞生
□在北京、上海、福建等地新选出的人大代表中,也首次有了农民工代表
王海霞,一个像魏小明那样的普通农民工,作为沈阳市首次选出的农民工代表,日前出席了沈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面对公众,王海霞说:“我能当选人大代表,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我们农民工的重视。”
不仅仅是沈阳,在这次全国各地省市人大代表换届中,农民工的身影到处可见。“农民工代表诞生”在许多地方都成了焦点新闻。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不断壮大的一个特殊群体。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2亿左右。
农民工长年游走于城乡之间,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工作地分离,他们的政治权利既难以在原籍行使,也无法在实际居住的城市行使,导致农民工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缺位。
对此,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江苏省在布置这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时,特地对苏州、无锡、常州等农民工集中的城市提出明确要求,每县至少要有一名农民工代表。
重庆市关于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的意见规定,农民工代表比例不低于5%。前不久,51名农民工当选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
在北京、上海、福建等地新选出的人大代表中,也首次有了农民工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大代表中出现农民工代表,正适应了这种变化。让农民工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利于在国家的立法进程和政策制定中进一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韩大元说。
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增
□工农代表人数普遍高于上届
在北京市十三届人大代表名单中,基层和一线代表,尤其是一线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均高于上一届。其中,工人代表28人,比上届增加18人;农民代表21人,比上届增加8人。
北京如此,全国亦然。从这次各地换届人大代表选举的情况来看,来自基层、一线的工农代表都有明显增加。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关于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名额问题: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
决定虽然是针对全国人大代表作出的,但从这次全国省市人大代表的选举情况来看,显然省市人大代表选举也自觉地贯彻了这一精神。
在河南,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总数达344名,占代表总数的36.2%。
在湖南长沙新选出的市十三届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33名,比上届净增26名。
在以往的代表选举中,由于没有“企业负责人”这一类别和相关的比例要求,许多地方往往将这部分人选归到工农这一类别,导致一线工人、农民在代表人选中“边缘化”。
对此,浙江省在代表候选人推荐和代表选举中,把工农这一类别细分为企业负责人、一线工人、一线农民,明确要求各地各单位在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工作中,保证企业负责人、一线工人、一线农民各占适当比例。
从浙江省当选的636名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105名,占16.5%,比上届提高了6个百分点。
官员代表有所减少
□许多地方出台专门规定
在北京市新当选的770名十三届人大代表,各级政府机关的代表62人,比上届大幅减少38人,仅占代表总数的8.05%。福建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干部数量也比上届明显减少。
上海市人大在此次换届过程中,实行了新原则:减少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代表,除工作需要外,上海市政府组成人员一般不提名为代表候选人。如此一来,上海市新当选的860名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人数比上届减少49名。
官员代表的减少,在这次省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特点。许多地方都采取了有力措施压缩“官员代表”的比例。
在这次代表换届选举中,为适当压缩“官员代表”的比例,许多地方都出台了专门的政策规定。
200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县(市、区)人大、政府、政协和乡(镇)人大、政府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就明确规定,县(市、区)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不超过25%,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等代表所占比例不低于75%。
长沙市在十三届市人大代表选举中,“一府两院”组成机构和部门负责人作为被监督对象均未被纳入同级代表候选人名单,因而代表候选人中的领导干部明显减少。
“官员代表数量的减少,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一方面,等于相应增加了基层代表的名额,使人大代表的结构进一步优化,更具合理性,也使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基础更加广泛。另一方面,官员代表比例过高,使人大监督难以真正实现。减少官员代表的比例,人大的监督权从体制和程序上更加具有合理性。”韩大元说。
专业代表更多了
□代表出现年轻化倾向
律师、教授、工程师、经济师……像这样的“高知”阶层的身影,在省市人大代表队伍中频频出现。
从这次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情况来看,各专业领域的代表大幅增加,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专业素质进一步提高。
北京市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代表752人,占97.54%,比上届提高两个百分点。其中,研究生学历的354人,比例达45.9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471人,比例达61.09%。
此外,熟悉财政经济、法律、农业与农村工作、社会建设与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代表也都有所增加。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文化创意、金融保险等新兴产业都有一定数量的代表。
“这些代表的增加,既可以提高代表整体素质,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北京经济建设,同时也为改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专业和知识结构奠定了基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人事室副主任张越说。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人大代表年轻化成为一个新趋势。
在西藏自治区新当选的九届人大代表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代表37名,占代表总数的8%;36岁至55岁的代表366名,占代表总数的84%,“60后”成为代表中的大多数。
新当选的陕西省十一届人大代表中,有2名“80后”代表;而新当选的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代表中,有多达8名的“80后”代表。
“人大代表的适度年轻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不能以年龄为标准搞‘一刀切’,因为作为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立法经验是需要一定的实践和政治经验以及专业知识作基础的,并不是越年轻越好。合理的年龄结构,制定的法律才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才更加科学。”韩大元说。 (石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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