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现代化初步达成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需要向各领域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的复杂性明显增强。管理这样一个更为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需要更多有各方面经历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治理系统，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能力，推动改革开放大业更上层楼。

　　2008年的日历刚刚打开，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陆续进行地方政府换届，国务院不少部委也将于3月去旧迎新。为人所瞩目的是，一大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干部，将在本次政府换届中被正式任命和充实到省部级领导岗位。

　　观察这批生于60年代的新生代政治精英群体，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其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为近十余年来所罕见。大多数省份出现了“60后”的党委常委或副省长，“60”后入主国家部委主要职位的也不在凡例。二是他们的知识和经历背景更为丰富合理。“60后”都是在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和参加工作，他们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学历较高，对国内国际的新理念、新事物非常熟悉。

　　大量不同专业、不同来源的年轻干部被吸纳入高级官员队伍，首先说明的问题，是中国日前成为开放社会，原先的封闭社会传统已成过往。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累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60后”高级官员中，不少曾经在科研、教学或企业等领域奋战多年，是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他们由事业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是中国社会开放程度提高的标志。

　　同时，当做企业出身的老总、大学教授成长起来的校长、曾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群体性地崛起于中国政坛时，还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向深层领域推进。

　　在改革开放“三十而立”后，今天的中国已完全不同于30年前的那个农业国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经济现代化初步完成，现代工商业的形态开始显露，国家和社会结构也从相对简单变得较为复杂。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有别于过去，已逐渐转移到如何在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系统上，实现更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创新，以建立起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齐头并进的现代国家。这使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对治理专业化的要求显著提高。

　　国家和社会的转变，也要求政党执政和管理方式实现创新，以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在过去的59年尤其是最近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一次国家和社会的革新，也是一次政党执政方式和管理模式的革新。但这种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30年改革开放，国家主要精力在经济建设上，对执政者的能力要求，也主要体现在带领民众创造经济成就上。而在经济现代化初步达成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需要向各领域全面推进，国家建设的复杂性明显增强。管理这样一个更为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需要有更多懂得现代生产经营、会做企业管理、搞过院校教学等各方面经历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治理系统，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能力，推动改革开放大业更上层楼。

　　早在近百年前，中国近代著名贤哲梁启超曾憧憬出现一个“少年中国”，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主要系于年轻者而不是年老者，一个年轻的国家才会充满朝气和希望。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以活跃能干的姿态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时，人们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以全面实现文明复兴，也多了一份期待。

　　作者:程亚文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