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PX项目事件的结果还算使人满意，当地政府顺应民意，决定项目迁建，媒体赞扬这是一件官民良性互动，达到双赢结果，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南方周末》最近一期文章“厦门人：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说：“如果足够幸运，他们的行动，会帮助中国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我要说，首先厦门人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和努力要变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现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努力。作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让我们以《南方周末》这篇文章披露的事实为依据，分析整个事件发展的几个关键点。

　　冷静想一想，厦门PX项目事件的好结果其实得来偶然，这不是现行状况的常态，而是例外，请看以下记述。

　　在中科院院士赵玉芬介入调查之前，厦门海沧的居民对于PX项目的维权行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但毫无成效。打市长热线，找环保局，部门相互推诿，上访信有去无回。

　　转机是怎么产生的？请看：“这时赵玉芬院士出场了”。这一句精到而传神，让我们想起《圣经》或《西游记》中的一些场景，当百姓受难而无力解脱时，当妖精作孽而好人被欺时，上帝出现了，观世音菩萨显灵了，于是正义得到伸张，问题得到解决。要把赵玉芬院士说成是类似于超自然的力量，那是夸张了，但夸张得并不是非常离谱，因为，在没有制度保证的情况下，赵玉芬的出场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文章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赵玉芬的提案上，台盟中央副主席、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也签了名。”文章接着还描述了居住当地的著名时评家连岳在促成事件往好的结果方面发展的巨大作用，由这两点可知，当地居民的维权活动本来是无力、无助、无希望的，只有寻找到某种形式的权力才有希望。

　　其实，关键的关键是文章披露的这个事实：“院士和教授们援用他们的资源，将业主们的抗争和PX项目的问题传至庙堂深处。”懂得中国国情的人由此知道解决问题的秘诀和钥匙。但我要问，这仅仅是幸运吗？

　　我说，厦门PX项目事件的好结果是偶然和例外，那么常态是什么呢？通常的结果是失败，而且着力点也是在类似的关节点上。文章说，当业主们上访求助屡遭失败时，小区里的一位退休干部给他们出主意：“拉横幅，征集业主签名”，我要说，这是无奈之举，但也是极其冒险的一步，因为有关机关马上可以据此把事情定性为“群体性事件”或“闹事”。有经验的指挥者知道怎么对付维权：除了以负面的标签定性，关键是要切断维权者和知名人士等精英的关系，封锁他们与媒体的联系，总之，只要事情没有曝光得引起轰动，尤其是只要信息没有上达天听，纵使你有天大的理由，纵使千万人乞求呼吁，仍然无济于事。

　　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么看事情，是不是太悲观了，太没有看到希望了？我不悲观，我只是不愿盲目乐观，我只是想探讨真正、可靠的希望在哪里。我自以为已经有答案，试想，如果官员们是人民选出来的，如果他们的去留上下要取决于选票，人们还会那么无奈和无助吗，还只能指望偶然的幸运吗？

　　说到选举，让我想起同样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马英九正在从事的选战。看着他骑着自行车跑几千公里，跟选民握手把手都握肿了，不断鞠躬把腰都快鞠断了，四处宣讲说好话说得满嘴是泡，还要去唱歌跳舞与民同乐，还要把几千万银子的家私抛撒出去以示清廉和善心，真感到他太可怜可笑，何苦来着？不过也明白，这就是想当领导人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就是理顺了的主人与公仆之间的关系。马英九得手之后会不会变？不敢保证，但变得太厉害恐怕也难，况且还有政敌、媒体虎视眈眈，本人还想连任，本党同志还想继任。

　　谈了半天偶然、必然，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应该指望类似“赵玉芬院士出场”这样的幸运还是应该寄望于制度保证？我的观点是：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以民权得到保障为基础。

　　人民其实本来是有权利的，他们照理是不必求助于其他权力的，选票就是他们权力的象征之一。

　　我并不想给厦门PX项目事件的结局涂上悲观色调。事实上，它潜在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对维权的民众如此，对想取得政绩、施行善政的官员亦如此。况且，民权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厦门事件中的理智与有序，对话与沟通，正是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财富。

　　(文/徐友渔；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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