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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利益总是决定着一段历史的面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冷战格局下被渐渐湮没。自张纯如之后，中国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开始进入世界公共记忆之中

　　记者/陈晓

　　1997年以前，“南京大屠杀”在英语世界还是个陌生的词汇。虽然二战已经成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和最值得警醒的历史悲剧。但在世界版图上，它衍生的最残忍的灾难还没能成为二战史的一部分。对屠城事件的传播，在海外，也仅局限在华人集中的圈子内，比如旧金山的湾区，多伦多，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发短信，举办小众的展览，期待更多的人关注。

　　张纯如就是这样，偶然进入这段历史的。

　　1994年，她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会上看到的血腥照片让她刻骨难忘。之后，她用2年时间实地调查、写作完成《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并于1997年在纽约出版。该书曾连续5个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共发行了近50万册。

　　抛开一种民族感情的盛赞和另一种民族主义的诋毁，在美国的荷兰历史学者LAN BURAMA如此解释张纯如的书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的原因：“如果这本书是纯粹的历史书或者学院式的资料，我想它不会有如此的销路。如果作者是个鬓发斑白的教授，恐怕也没有如此的轰动效应。”——张纯如的女性身份，美丽，并且年轻，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拨开真相的勇气毅力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

　　中国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个人记忆，由张纯如带入世界公共记忆之中。

　　还原历史的细节

　　中国的大屠杀研究自198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我们一直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铁一样的事实来处理，两国学者在数字的考证上不断交锋，天真地以为谁赢得了数字，谁就掌握了历史事实。”200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炜这么评价中日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争夺。

　　大屠杀中个人的灾难、痛苦，都湮没在这些抽象的数字中。

　　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亲历者调查，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当年做调查的表格很简单，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

　　同样的研究还出现在1997年，又为了应对反复出现的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南京市教委组织千名中学生寻访幸存者，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亲历者回忆。

　　这样的调查被学者们称为“应对性研究”——虽然有市民的口头回忆，但没有死者名单，没有具体细节，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

　　张纯如曾在伊利诺大学学习新闻，并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写作硕士，这些训练让她写作南京大屠杀时，不仅做史学考证，也注意历史细节的还原。采访幸存者时，“她的问题常常具体到几时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走路的模样，以及当时的天气等。”曾为她在南京的调查提供帮助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

　　张纯如的书中只有10个幸存者的口述，却被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C·柯比称为是“对日军的所作所为，比以往的任何记录都更为详细”。

　　“华裔美国人”的讲述身份

　　1985年，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采访过100多名幸存者，写出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那些幸存者讲述的遭遇，他觉得非常惨烈，“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创作不出来”。 虽然这本书也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但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

　　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学研究，似乎总是跟着日本右翼组织的脚步进行反驳。在这种针锋相对的语境中，中国人提出的任何可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都被认为是政治宣传。这在中日双方对历史的辩争上，屡屡被视为“虚构南京大屠杀”的论据。

　　这个政治命门成为张纯如的成功之处。“这本书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张纯如的身份，她是华裔，但她是美国人。如果她是中国人，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是政治宣传。”加拿大史维会主席王裕佳说。

　　同时，张纯如找寻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其中包括来自当时第三国目击者的无可辩驳的指证：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进入毫无防御的南京城时，他们就留在城里。”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C·柯比说。这些资料中包括《拉贝日记》——一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记录的“小型档案”。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称《南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后来，张纯如与齐藤邦彦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的访谈，当场同齐藤邦彦进行辩论。这一场论战如此成功，以致张纯如被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接见。1998年，她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颁发的年度国家女性奖，并成为当年《读者文摘》的封面人物。

　　被历史抛弃的“历史”

　　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并不是首次以第三方的身份，用英文对大屠杀进行的记录。

　　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有三位美国驻外记者把这些暴行以丑闻的方式传递到西方，他们是《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他们在城市里呆到12月15日，目睹了两天的屠杀。

　　一直呆在南京城并建立起国际安全区的20多位外国传教士、大学老师、西门子公司的商人，也留下了见证屠杀的文字：“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读到过如此残酷的暴行。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满的表现就用刺刀捅或者开枪⋯⋯”这是美国人约翰·麦卡勒姆记录的1937年12月19日南京城的情况。

　　这些文字传回美国国内，在当时的主流杂志如《时代》《读者文摘》《远东杂志》上刊登，激起了美国民众的震惊和愤慨。但他们对远离本国的人类惨剧的愤怒是短暂的。而政治利益总是决定着历史的面貌。“美国人和欧洲人处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默然的态度。”张纯如在研究中如此总结。甚至美国政府帮助了对真相进行隐瞒和审查。

　　此后，冷战格局下，南京大屠杀的苦难更少为中国以外的人们所了解。

　　记录大屠杀的文字被时间一层层冲刷着。经过60年时间的洗涤后，历史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传于世的著作里，南京大屠杀消失了。

　　张纯如曾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能接触到的权威二战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

　　《美国二战图片史》是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一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

　　温斯顿·丘吉尔1959年写下了1065页的宏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个重要盟国首领的宏大视野，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书中没有给南京大屠杀一个字。

　　被奉为叙事经典的亨利·米歇尔的《二战风云录》，以细致的笔法描述了战争始末，但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

　　甚至中国人也不清楚这段历史。1963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说：“当时现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国史。”所以隶属民国史的“南京大屠杀”不见踪影了。拍摄《屠城血证》的导演罗冠群告诉本刊记者，身为一位南京人，他在198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之后，才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背后的血泪和羞辱。

　　张纯如在《南京暴行》一书的末尾写道：“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

　　而张纯如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的愿望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承担起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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