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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和讲述的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导演的手中。他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开始从单纯对灾难场景的控诉，进入更加理性的层面。面对虐杀，我们是否在灾难中表现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记者/陈晓

　　2007年冬天，天津睦南道的一栋西式小洋房里，电影《南京！南京！》正在拍摄。

　　这是迄今为止对这段历史最年轻的影像讲述者的创作：主创组的年龄都在20多岁到30多岁之间，而扮演在片中举起屠刀的日本年轻人，年龄也在19岁〜35岁之间。70年前，也是一群二十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作为大屠杀的主角，扮演了施暴者和受难者的角色。

　　“我看旧照片发现，被屠杀的人绝大部分特别年轻。屠杀的实施者也都非常年轻，目光凝视对方，只是语言不同，灌输的教育不同，信仰不同，就叩动扳机、挥舞军刀。这两组年轻人，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说。

　　2007年，世界共有7部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投入拍摄。在中国，讲述这段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更年轻导演的手中。而他们开始从对灾难场景的再现和控诉，进入更深层次的追问：这样大规模的虐杀，是战争中的暴行扩大化吗？在灾难中，我们是否表现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以史为鉴，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屠杀本身，还有1937年的战争，1937年的中国。

　　70年前，谁，经历了什么？

　　2007年12月8日傍晚，《南京！南京！》片场休息，但原因却不一般。

　　从南京来的一个特约演员，在剧情的感染下，说出自己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剧组正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对着镜头讲出她家女性亲属被日军凌辱的过程。南京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张连红说，目前所知的整个南京遭受过日本性暴力并愿意说出来的女性不过12人。那么，这位老人是第13位。陆川说，这是一个“残忍的惊喜”。

　　顺着挂着古式西洋闹钟的楼梯，沿着支着安全区值勤记录黑板的楼梯间，穿过裱着西门子公司老照片的客厅，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她穿着淡绿色长棉袍，米色围巾，银灰色的头发盘在脑后，面庞线条优美。她已经收起激动的情绪，准备进入镜头讲述，脸上的表情克制，平静。高圆圆扮演的女教师问她：“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一开始，她缓慢、清晰地说:“昨天晚上，一帮日本兵⋯⋯”很快，随着语速的加快变成痛哭，后面的话都淹没在哭声里，短短几分钟的讲述，只能分成好几条来拍。

　　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问了几十年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着不尽相同的叙述版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要求把描述日本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随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1988年，导演罗冠群在参观完纪念馆后，怀着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愤怒、震惊，拍摄了《屠城血证》，成为当年国内票房十大卖座片之一。1995年，吴子牛看完300万字的史料后，以对30万亡灵的内疚之心，拍摄了《南京大屠杀》，这则消息当年上了日本报纸的社会版头条。

　　影片把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从文图史料变成了逼真的影像画面，观众真切感受到屠城的过程。

　　但这并不是那段历史的全部。面对30万人的离去，70年后的我们绝不是只要从中听到哭喊，看到血泪。

　　因此，在2007年陆川的历史影像中，纵使有“残忍的惊喜”，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的故事也只有短短几分钟。陆川在军队呆过，在他的讲述中，水上、角川、伊田……这些太阳旗下手握军刀的士兵，成为了那段历史的一个重点。“我们在非常认真地拍日本人，非常认真地拍日本士兵。我们所有的日本演员都是从东京请过来的，而且我给他们的戏份都非常重，因为要看到他们在战争中的变化。”陆川说。

　　普通人还是嗜血士兵？

　　刚开始聊天的时候，夏村真广(注音)规矩得有些拘谨地坐在酒店的床边，21岁的脸上透着干净，害羞、紧张。因为出演《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士兵水上，他第一次来中国，也第一次了解南京大屠杀。来中国后的第三天看到剧本，夏村真广大哭，用英语给陆川写一封长信，说他演不了这个角色，说太可怕了，“导演你放我回日本吧……”

　　夏村真广最终还是扮演了水上，这个他认为“非常可怜，生错时代的年轻人”。他需要在电影中杀人、强奸。对夏村真广来说，这是一条可怕的心灵之路。他以前学服装设计，在日本浅草的一个市场上发现了和服的奥妙和美丽，因此对自己国家传统的优美充满热爱。他还喜欢骑自行车环游日本，去公园的池塘边观察小动物，一看就是3个小时。他说自己不喜欢战争，原因是胆怯，不敢去面对战场上的杀戮。但他也固执，自己相信的东西，不管对错，一定会去做。他讨厌这部分性格。但他所讨厌的这部分自己，成为联结起士兵水上的路径。“我以前写日记，看完剧本后，我把角色和我的日记做比较，发现我和水上有相似之处——会固执地听从上面的命令。虽然不想打仗，但会去慢慢适应战争环境。”夏村真广对本刊说。

　　一同来到中国的年轻人中泉英雄，也在扮演的角川中，找到了他可以接受角色的普通人的部分：“内向，怕杀人，也怕被人杀。变化是在战争中，最后会崩溃。”

　　在日本1937年拍摄的的纪录片中，12月13日攻入南京的部队里充满了这样的年轻人：战事未起时，他们彬彬有礼，心中充满着对周围事物的爱和温暖；从军之后，他们慢慢学会服从神授的君权，成为虐杀的野兽。

　　如何区分开施暴阵营中的士兵和人民？一直是表达这一段历史的难点。不管从中日邦交，还是从哲学意义上的人性，发动战争者和被卷入战争的人民都是不同的两类群体，前者要承担所有的罪恶，后者则要承载战争中的温情和战争结束后重新生活的希望。

　　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拍摄于1995年。是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表示要把战后50周年作为日中关系的新的出发点。同年9月，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要使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吴子牛告诉本刊，在1995年，他把日本人民和嗜杀的日本士兵分得很清楚，因此他将主人公的妻子设计为一位日本人，和她的中国丈夫共同经历了7周梦魇般的屠城，并生下一个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儿。

　　但战争的可怕和邪恶之处正是：它让世界上没有人民和士兵这样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人民和士兵是一体的。普通人也会拿起战刀。

　　《南京！南京！》剧组的日本年轻人需要接受从日本请来的教官的军事训练，陆川要他们找到从普通人到将杀人当做游乐的心灵依据，“你会目睹这些孩子在变化，当他们真的开始喊口号，开始瞪起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股劲真的是挺不一样的。”

　　木幡龙在剧中扮演一个“表面自由放肆，但内心很复杂”的日本军官伊田。虽然对“是否相信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木幡龙“不想回答，对不起”，因为他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说法”，但他认可伊田这个角色行事逻辑的真实。在拍摄中，有一段强奸的戏，他甚至自己加戏，给自己设计了更强化“坏”的戏份。陆川说，“我都想不到他会这么演，那是他自己设计的——我既然要演坏人，这样才坏呢。”

　　什么样的军队和国力的对抗

　　但，这也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全部。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失败后的衍生品，“如果我拍的日本人还是那种蓄着渣胡子，头脑简单，只剩凶狠的，如果我们真是曾经输给这样一个军队，那才是真正的悲哀。”陆川说。

　　横山伸治在中国学习电影7年，虽然各种说词不一的资料，让他不确定南京30万人被虐杀是否属实，但他出任了《南京！南京！》的副导演。“如果这部电影还是把日本人的形象从始到终贯穿着愚蠢地残暴，我没有兴趣。”他说。

　　还原两支军队的形象，就要拨开漫天的血腥，看清1937年的中国和日本。当我们真正做到从细节上去还原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战争胜败的秘密就清晰地写在军服的质地、设计、颜色，军队的枪支、弹药，甚至一张普通士兵绘制的图纸上。比如1937年的日本军服，专门在腋下设计了一块三角布，让步兵这块特别耐磨。1937年攻入南京时战事刚开始时，士兵的衣服都是呢子的，最后打到1942年穷了，才穿的棉服。

　　在南京大屠杀的所有回忆中，国民政府是被隐没的一方：他们在南京城留下一个仓皇撤退的背影后，似乎就从这段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了。但细节告诉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在抵抗：守城的五支中国部队，除了中央军的军服还比较靠谱之外，从广东四川调来的部队的服装都特别凌乱不堪，服装有四五种颜色，十几种款式。中国军队刚从军阀混战的狼藉里脱身，各路军队的枪支都是不通用的，子弹也都不通用，因为不同的军阀造枪支子弹的工厂都不一样，基本上是不同的生产线。

　　“这是国力的PK，这仗没法打。”陆川说。

　　自我救赎的星光

　　目前的史料显示，在屠城中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被动的受难者。”罗冠群说，这是他导演《屠城血证》时遇到的一个难题。面对一个如被下了咒语般顺从的屠杀，罗冠群采用了虚构的手法。“这是我国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片子，我必须要正面、全面，既要表现日本士兵的残暴，也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气节。不然感情上过不去。而综观整个抗日战争历史，我们也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

　　因此，在1988年的影像叙述中，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人是勇于反抗的：照相馆老板14岁的女儿被强奸，小儿子被打死，他用儿子佩玉的碎片扎向日本兵的眼睛。另一个角色“小广东”对日本士兵举起了斧头，男主角展涛在烈火中撞响了巨钟……

　　1995年，吴子牛再次回望这段历史，他觉得这是一部给后人看的电影，不能“从血腥到血腥，从悲凉到悲凉”，“极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他在片尾设计了孩子的意向，给影片希望。片中男女主人公带着在战火中出生的中日混血的孩子，逃出死亡之城，上到扬子江上的小船，背景音乐响起“不要哭啊，南京”，“这是唱给孩子的，也唱给城市的，还有下一代，还有希望。这是我片子中惟一的亮色。”吴子牛说。

　　到了2007年，陆川试图以仿纪录片的形式做一个剧情片。他将影片都洗成了黑白，并且剧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史料出处。因此，胶片中没有响彻紫金山的豪迈钟声，在真实的屠杀中也没有找到中日友好的民间感情的象征。

　　“我在看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杀虐杀，强奸强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卫战那段时间。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后，你就发现基本上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我甚至看到日本兵有这样的记录，一排20个中国人，把头砍掉，再上来20个中国人，把尸体抬到坑里，跪下，再把头砍掉。杀一下午，没有一个人去跑，没有一个人去闹，当时看到这些，真的是觉得巨郁闷。”

　　陆川在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员孙宅魏的研究中，看到在一场对四万人的屠杀中，日军有仅亡一两人的记录。上了4年军校的陆川就想：“如果是集体暴动，可能还是会死掉很多人，但是我相信没准能跑掉1000人。四万人暴动，日本人怎么打啊，子弹都穿不过的人墙啊。”

　　但是沉入历史最黑暗处，也会发现星点的亮光。在对史料进行梳理的时候，陆川逐渐发现了一些让人荡气回肠的救赎：城内7周大屠杀时，中国人惟一一次持枪抵抗的行动，是在几个日本兵抓人枪杀时，正好有几个中国兵藏在墙后面的地下室里，他们开枪打死了那几个日本兵，这在当时造成了全城混乱，传说中央军进城了。

　　还有一个叫陈瑞方的女子学院的老师在日记里写到，当时安全区的中国男人被以士兵的名义抓起来，日本人要把他们带走枪杀，经过拉贝他们的反复交涉，日本人同意让安全区的妇女来认，是她们的丈夫或者儿子就可以留下。结果有1个女人换了6身衣服，救出了6个男人。

　　还有魏特琳写在日记里的，日本人来金陵女子师范大学的安全区要妓女，有20个妓女主动站出来跟着他们走了。“这些女的是自己站出来的，她们站出来救了别的女人。但是你想象，这多可怕啊，不是去接客，而是被轮奸。”

　　这些是中国人救中国人的故事。虽然“真的是凤毛麟角，但是我还是在电影里用了，还是非常希望能写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陆川说。

　　吴子牛说，拍片子就像播种一样，是要讲节气的。时代不同，同一段历史的面貌也总有不同。(实习生李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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