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人的祭日，70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在南京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多年来，每逢这个日子，南京的上空总要拉响凄厉的警报。这是警示，让我们不要忘了那一天的灾难。但，仅仅记住灾难是不够的，灾难的双方亦即历史的双方，更要记住造成灾难的原因，这比灾难更重要。

　　中日战争对中方来说是侵略战争，以往我们把这场战争的原因归结为军国主义。其实，这并非问题的终结。军国主义即国家军事化，那么，为什么军事会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呢？军国，军国，问题的症结不在“军”而在“国”。就日本这个单一民族而言，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因此，军国也好，战争也罢，背后的根子一直可以通到包括我们自己也素以为褒的“民族主义”。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出生于一定的民族，因此他或她对自己的民族产生血缘般的情感是自然的；那么，民族主义不然，它是被利益制造出来的。“主义”具有排他性，民族主义很容易把自己的民族及其利益摆在一个中心至上的位置，从而产生敌视其他民族的心理效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日本侵华战争显然出于大和民族领土扩张的利益驱动，因此，一个过度张扬民族主义的国家，比较容易产生战争法西斯。

　　中国人认为的侵华战争，在日本人眼里肯定不是侵略，而是大和民族的大东亚共荣。军事仅仅是手段，这样就免不了杀人。南京屠城时有过两个日本下级军官的杀人比赛，后来在南京处死时，这两个人未知反悔，却高呼口号。我们眼中的杀人狂，在日本人那里俨然是“烈士”。看其行刑时的照片，也不过极为普通的日本人。可是普通人为什么却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这就要看看那个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国民教育是什么了。在我看来，那种教育显然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互为表里的爱国主义教育。

　　于是，我们看到，一名“神风特攻队”队员，登机作战前给女儿留下这样一份遗书：“‘素子’这个名字是爸爸给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素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长大了，想念爸爸的时候，就到靖国神社来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头”。遗书写完，人即战死，遗照也进了靖国神社。《东史郎日记》中那位东史郎当年出征中国，他母亲什么都没送，只送了把刻有文字的匕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国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也许我们惊讶，世上居然有这样的母亲，如此深明大义。当然她所深明的显然是她那个民族国家的大义。且不说，在国家民族面前无个人，这种教育本来就很成问题，同时她事实上也很难想到她儿子所参与的战争，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无数母亲意味着什么。是的，民族主义是自私的，它眼中没有其他民族，只有它自己。在那种狂热偏狭的国民爱国主义教育中，东史郎听了他母亲的话，“觉得母亲特别伟大”，他在心里发誓：“要欣然赴死”。不难想见，这些连死都不惧的人，在中国土地上，将是多么不惮于他们的战争作为。

　　就日本言，从国民教育的角度反思这场战争，应该看到，一个国家不仅要提供民族国家的教育，更应当推广普世价值的内容。爱国家，同时爱人类。博爱、人性、人道、珍惜生命等都是具有普世性的基本价值。胡适当年留美，在超越国族的意义上声称“我是世界公民”，今天更应成为一种普世追求。以普世眼光看，当年为国征杀的日本兵犯下的屠杀罪，是一桩“反人类罪”。这种罪行不仅在于它杀害了某个城市某个民族的人，更在于它的残害是针对人类本身和人类全体。因此，我不仅是作为一个南京人憎恶南京大屠杀，同时更是作为人并且为了人而对它声讨。这是出于人与人相通的“物伤其类”的感情。然而，遗憾的是，从国族角度，反人类的罪行却可以转化为民族国家的英雄业绩，故几十年来靖国神社总是要祭奠那些战争亡灵。这里殊不难看出国族和普世这两种价值间的内在紧张。相对而言，国族教育如果是必要的，普世教育却显得更重要。前者并不难，毕竟有血缘支撑，后者却需要超于血缘之上的价值理性。

　　问题是这种超越何其艰难；更成问题的是，这种艰难仅只针对一个大和民族吗？ 文/邵建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