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整容专家陈焕然透露，近几年来，找他整容的官员越来越多，主要是去眼袋，除皱纹等，通常是熟人介绍，夜晚登门。

　　　另据9月25日《陕西日报》报道，陕西渭南市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缑书昌，私自涂改自己的档案年龄，由原来的50岁变为现在的48岁。目前，监察部门已建议撤销其所任职务。

　　　看似无关的两则新闻的背后颇让人玩味。为什么频频有官员在出身、学历、年龄甚至容貌上动点子?一言以蔽之，是潜在的利益驱动。

　　　在整容问题上，官员是人不是神，也有爱美的权利。按理说，公众根本就没必要大惊小怪。可现在却是坊间的非议之声不断。究其原因就是那位专家在记者采访时指出，“官员整容数量增加”为的是“为塑造更亲民的形象”、“拥有年轻或英俊的脸庞，对其仕途也有帮助。”公众不禁会质疑：“这是表面现象吗？是不是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更大的利益驱使？”

　　　在改年龄问题上，有评论认为领导干部改龄意不在“嫩”，而在恋权也。这是因为，在不少地方，年龄成了干部提拔任用的“硬杠杠”，无论其他方面如何优秀，只要年龄超过了要求，就得被“一刀切”，一些官员为了连任和提拔，不得不在年龄上做手脚。

　　　在当下的官员任用机制下，出身、学历或年龄甚至容貌等与附加在权力者身上的特权所代表的实际利益休戚与共，事实上，自时兴领导干部年轻化以来，领导干部“今年50，明年48”——越活越年轻，便成了官场新景。为民谋利、还是一己私利，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官员“越变越年轻”的玄机

　　　近年来，诚信危机成为社会上热议的话题。而如今假年龄或“档案年龄”甚至官员整容，事实上也是不诚信的表现。

　　　原因：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

　　　以年龄观之，少时说“老”，显示其“劳苦功高”，这样可以在论资排辈的官场规则中抢占制高点；老时说“小”，显示其“正当其时”，不是为了更好地延长为人民服务的期限，而纯粹是因为怕“过”快地失去手中的权力。正是这样的权力恐慌，才催生了所谓的“59岁现象”；才有了某些官员借口“亲民”去整容的荒唐；也才有了这位纪检组长私自涂改年龄的荒谬。缑书昌当然知道从年龄上说，50岁是能否“转正”的一条硬杠杠，而做整容之类表面文章，没法使自己一夜之间“年轻化”起来，所以，不惜在人事档案上大做手脚。权力特权化、期权化的反向助推作用不言自明，越活越“年轻”官员也绝非个别。

　　　官员年龄造假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以及官员退休、任职年龄的规定。后者又是前者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干部选拔任用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委任制，通俗一点说就是权力决定制或“伯乐相马”制。在现有的体制下，干部能上不能下就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为此就设置了任职年龄和退休年龄规定。在执行上，这些规定又是最硬的杠杠，也就是“一刀切”的做法，弄虚作假现象也因此就派生出来了。

　　　对策：从权力决定体制转型到市场决定体制上去

　　　防止我国干部年龄造假现象根本的预防机制就是，致力于长远，彻底改革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实现体制上的根本转型——从权力决定体制转型到市场决定体制上去。具体地说，这些年我国正在某些试点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就是这种思路。问题是这种做法局限性还很大，范围还很小，甚至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中也有弄虚作假，以至于严重损害了改革的声誉，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信誉，也欺骗了参与竞争的候选人。其实，只要彻底实现了市场化，年龄规定，特别是分级、多层年龄规定就可以废止了。在市场体制下，素质、能力和身体是主要的，只要能胜任就可以，年龄已经是无所谓的了。西方国家现在普遍采用的就是这种体制：政治家、议员、政务官通过选票谋取职位，事务官则通过人才市场直接选拔录用。

　　　除了这个根本的预防对策外，还有一些预防对策，特别是在短期内，在干部体制转型过渡期内是非常重要的。

　　　设立干部失信“黑名单”制度。把有各种弄虚作假行为的干部都列入此名单中，在社会上公布。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对于有失信不良记录的干部，要视情况对其竞争资格予以限制或永远剥夺其担任公职的机会。

　　　建立问责制。对于帮助官员造假的有关机构或人员，对于在干部选拔环节没有尽到考核责任的组织干部也都要依照具体情节实行责任追究。帮助造假者的错误及其对社会诚信的损害一点不亚于直接造假者。由于他们担负着专门管理责任，放纵一个造假者，就会产生更多的造假者，甚至演变为单位系统造假。

　　　通过采取上述惩戒和预防对策，特别是这些对策能够被党政部门所认真实施，我们就有信心期待领导干部的诚信水平得到切实促进，有信心期待着下次职业诚信度调查“政府官员”诚信排名的进步，最终使领导干部能真正起到带动社会道德诚信的表率作用。(任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