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记者就“80后”犯罪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教授。

　　“80后”犯罪的时代特征

　　记者：“80后”原是称呼80年代出生的文坛作家，后来逐渐社会化，泛指出生在80年代的一代人。现在提“80后”犯罪，同样是运用这个概念，即出生在8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现象，不知这样的提法是否合适？

　　皮艺军：“80后”出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点，而成长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市场经济时代。作为新生代，他们更加鲜活更加自如地融入社会生活。“80后”犯罪的提法虽谈不上很科学，但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出生在8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是有帮助的。

　　记者：近年来，“80后”犯罪现象比较突出，经常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在所有的犯罪中，“80后”犯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

　　皮艺军：“80后”犯罪在全部刑事犯罪中占据重要位置。据公安部2005年统计，1987年全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为57万件，到了2005年则达到了464万件。其中未成年人占犯罪总数10%，可以推估，到了2005年前后，全国大约有46万左右的未成年人犯罪。犯罪率的这一增长时期恰恰是“80后”成长的关键时期。

　　记者：这么说来，“80后”犯罪是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犯罪在其他年龄段也时有发生，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关注“80后”犯罪并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呢？

　　皮艺军：建国后的前30年，犯罪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80年代初期的犯罪还与“文革”所产生的负向作用、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相联系的话，90年代中后期的青少年刑事犯罪，就基本体现了“80后”的特点。可以看出“80后”已经在青少年犯罪人员的主体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也就是说，“80后”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从价值观上已经不再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而是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点。“80后”违法犯罪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这就是我们要重视研究“80后”犯罪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

　　记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出生成长的“80后”，其犯罪是否与社会变革、文化流变有关？

　　皮艺军：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土壤与犯罪所需要的土壤其实是同一块土壤。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如社会的开放、体制的改革、经济的活跃、商品化的大趋势、人财物的大流动、个性的解放、文化的多元等等，这些要素同样也是犯罪的生成发展所必须的。但80年代之后社会价值观念上出现的多维、紊乱和失范状态，在文化上出现多元化，无数种亚文化观念和亚文化群体涌现出来，其中当然也就包含着违法亚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形态。

　　“80后”有新的价值体系，对金钱、人生、家庭、教育、朋友、两性交往都有了全新的定位。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必然与他们中犯罪人群的犯罪动机、心理和行为方式相联系。与80年代之前的犯罪相比，他们有更为明确的牟利需求和急迫的消费欲望，有着对金钱的强烈渴求。他们在价值观上的混沌状态，使他们对于走向成功和实现自我有着强烈的追求，同时对于满足需求的手段又缺乏明确的分辨能力。这就必然形成了在行动目标与手段运用上的尖锐矛盾。他们的独立性更强，这使得他们在经济上向父母索取的同时，又可能独立地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当父母不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时，他们便有可能自行其是。在消费欲望、物质享受、两性交往方面等的强烈刺激下，是否能经受这种强有力的诱惑，而继续遵循传统文化价值所指引的方向，对“80后”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在80年代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暴力犯罪较为突出

　　记者：多元的价值观为“80后”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同时也滋生了犯罪的土壤。他们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犯罪类型，而哪一种犯罪类型更加突出呢？

　　皮艺军：暴力化倾向日趋严重，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暴力犯罪的持续上升、重大案件上升幅度大都说明了“80后”的暴力犯罪倾向的新变化。这一类型犯罪中，抢劫和伤害犯罪增长最快。由于这类犯罪是针对人身或财物的，大都是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所以，抢劫、伤害犯罪比其他暴力对于社会安定的影响要更为严重。抢劫犯罪的上升意味着“80后”有着十分强烈的消费欲求和对财产的占有欲。

　　犯罪形态团伙化的特征增强，有的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人文化水平层次在上升也是“80后”犯罪的特点，其中大学生犯罪的增长速度较高。

　　未成年人保护法应具有操作性

　　记者：对于“80后”犯罪，从法律的角度看，在保护和惩戒机制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

　　皮艺军：“80后”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了，但对于“80后”犯罪，要像对任何青少年问题一样要强调的就是社会责任。这从国际社会所通行的“国家亲权主义”(主张国家为孩子的最终照顾者，政府应积极主动介入儿童的照顾与教育事务，以充分保护儿童，并促进儿童健全发展)就可以得到答案——国家和社会要为孩子所遭遇的所有问题承担责任。

　　我们至今仍在运用成人的刑法去对付少年犯罪。儿童保护的理念远未进入司法层面。目前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逮捕率仍然居高不下。我们至今也没有制定出来一部具有实体和程序意义的独立的少年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重在倡导而难于操作实施，这并不是孩子权利的宪法。说到这里，我们的社会和政府要承担什么责任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彻底从观念误区中走出来，彻底放弃成人社会的家长制作风，真正把儿童权益当作与成人权益同等重要的。

　　社会应反躬自省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80后”犯罪现象？在“80后”身后，还有“90后”等广大的青少年，关注“80后”犯罪现象，对于预防“90后”犯罪有何借鉴意义？

　　皮艺军：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是一个社会在成熟、发展和改革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80后”犯罪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最佳视角。从这个视角，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年轻一代在价值观、人生态度和行为选择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面临“80后”犯罪，社会也开始反躬自省，从“80后”的犯罪原因中去检讨在转型期所始料不及的社会流弊，也就是那些能引起青少年犯罪的种种罪因，如社会价值观上的混乱与失范；利益驱动与金钱至上，家庭解体和不当家教；教育中的应试教育、淘汰式教育对差生的边缘化；文化市场管理方面的混乱(比如网络游戏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和色情信息，而青少年又是其主要的玩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成人社会对孩子所施加的压力等等。这种反省最终使我们意识到，对青少年犯罪的控制，实际上是对社会体制的改革和负面文化的改造。(吴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