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原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宋士合在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法院受审。宋士合曾潜逃境外长达13年，今年7月被从美国遣返回国，检察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受贿罪。据报道，被审期间，宋士合以自己的出逃经历和感受写了一封忏悔书，介绍了自己逃亡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生活。(《检察日报》11月28日)

　　宋士合的“忏悔”格外耐人寻味。他在忏悔书中写到：当地华人得知他是一名涉嫌贪污的大陆官员时对他十分反感和冷漠，这些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使他感叹。美国不是天堂，他告诫诸多想潜逃的职务犯罪分子不要选择潜逃，并奉劝那些已经逃亡的贪官们早日迷途知返。

　　为什么美国不是贪官的天堂？按照宋士合的感受，是因为当地华人在知道其涉嫌贪污之后，对其反感与冷漠造成的“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这或许可以称为舆论的力量吧。那么，耐人思索的是，贪官在国内的时候，是否感受到这种“精神的痛苦”呢？是否有足够的舆论力量，把大小贪官推到“难以名状”的精神苦海里呢？

　　我们确实强调过对腐败分子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渐渐地变得“理性”了。人人喊打，如果没人去打的话，那有什么用？也有人认为，反腐败是纪检委、反贪局的职责，因此，应当更加强调“制度反腐”。

　　应该承认，制度反腐的确是根除腐败的根本之策。但在反腐败体制还不能健全运行的当下，不能忽视包括从精神上孤立腐败分子等“反腐文化”的功能。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腐败呈现出流行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潜在的支持。

　　纪检官员多次抱怨，说现在这个社会是“廉洁不香，腐败不臭”，社会舆论对腐败太宽容。这种抱怨有个比较极端的说法：有些人已经是“笑贫不笑贪”，甚至是“笑廉不笑贪”——用不法手段跑工程、揽项目，会被认为“有门路、有能力”；两袖清风、坚决拒贿，会被说成“死脑筋、胆子小”；甚至有贪官落马，也会被议论为“后台不硬”、“不是做错了事，而是站错了队”……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水至清则无鱼”、“适度允许腐败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等论调甚嚣尘上，还有学者专家像模像样地搞什么学术研究，提供着“智力支持”。

　　笔者在一次反腐败展览上，亲耳听到这样的声音：“真倒霉，贪得也不多呀！”“这人听说工作表现不错，换个新官未必就咋样”，甚至对于展出的赃物奢侈品，也不无羡慕之色，“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著名思想家吴思在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研究之后，曾提出“边界变老”的说法：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限定性的行为边界总要朝着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说官员自身有这样的“变老”属于本能的话，群众对于官员的要求底线“变老”实在不正常——这反映出我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的扭曲。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当中，对于贪官的道德枷锁实在微乎其微。我们未闻有谁腐败之后，因为“周围人的反感和冷漠”而陷入“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最终走上了自首之路。相反，倒是看够了审判席上还在洋洋自得的“精神放松”。诚然，号召孤立腐败未必就能有用，但敢肯定的是，不孤立腐败却必然大大有害。如果在一些人眼里，把腐败看作“正常”，廉洁成了“不正常”，这问题就实在可怕了。

　　的确，中国的反腐根本还要靠制度。但就当前而言，光靠今天抓张三，明天判李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倡导“精神反腐”的功能，通过多种渠道，修正社会的错误心理，建构一个搞腐败人人痛恨、反腐败人人有责的强大舆论氛围。唯有辅之以如此的廉政文化建设，才能让更多的贪官感受到精神的煎熬，认识到“中国也不是腐败的天堂”。(毕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