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批转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将减排不达标跟政绩挂钩，“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已经在文件的内容之列。看来，这次在环保问题上动真的了。

　　环保指标与官员政绩挂钩，以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这都是环保人士开出来的药方，呼吁已久，终于成为现实。“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不仅是正确的姿态，也确实体现了正确的决心，并且正在转化为正确的行动。但是，仔细研究《考核办法》的具体条文，考量现实规则，欣慰鼓呼之余仍有忧虑。

　　这套《考核办法》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各地政府必须完成自己申报的减排指标。其中主要依赖的考核数据，是来自各地环保部门的统计结果。各地环保部门在当地政府的压力之下，有足够的动机在统计数据上作假。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是，当初编制“十一五”规划、要求上报2005年的污染物总量数据作为基数，那时候“地方比较犹豫，不知道是多报好还是少报好，结果等数据上报之后，才发现不对”。由此可知，地方上报数据可多可少，这似乎已经是不需要特别解释的事实。

　　使瞒报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必然的关键因素，是地方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在新的《考核办法》中，相对更有监督动机的上级政府环保部门，只承担抽查、监督的工作，这种监督的效率不高，很容易被隐瞒。1998年太湖“零点行动”声势浩大，许多媒体在现场直播，但媒体散去，之前已经宣布封闭的排污口立即重新被打开，大量的污水再次流入太湖。如果不是如此这般的“对策”，已经达标近十年的太湖也不至于在今年夏天爆发蓝藻。

　　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下有对策，上面手握的是官员官运的生杀大权。然而这个权力不可能频繁使用，因为大量的行政工作需要下级官员去具体执行。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看到“一票否决”这个用语，相当频繁地出现在政策文件中；但是遭遇“一票否决”的官员，并不那么常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一票否决”的威慑力自然要大打折扣。

　　当然，在理论上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地方官员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并且通过这《考核办法》，已经确信中央政府保护环境的决心，他们自发自觉自律地去保护环境、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但现实是，经济转型、摆脱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依赖，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要经历阵痛，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成功、更未必在官员任内收获成果。虽然有了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但是GDP仍然是重要的政绩指标，更何况，地方财政、地方社会发展与稳定都还对GDP增长有很强的依赖。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考虑到《考核办法》所形成的环保激励，地方官员的“政绩理性”也还是更有可能让他们趋于保守，回到原来的基本思路：保证GDP在先，保护环境在后。

　　中国的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既不是观念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结构的问题。但是，权力结构是事关全局的问题，远非环保议题所能带动、环保问题所能引发、环保力量所能争取改变的。在当前的权力系统下，中央政府出台的严厉新政，已经是对改善环境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不管怎么说，环保总局的图章相对硬实了一些，总比环保风暴来得更有力量。

　　而环保图章是不是够硬，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能否将“一票否决”真正落到实处。只有“一票否决”变成强有力的现实，在中央政府强大的威慑力之下，地方的所谓对策才不敢再张狂，环保新政的目标也才有望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