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志丹县李某、孙某，因编发一条“辱骂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手机短信，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的名义逮捕。转发此短信的4名科级干部，则被免职和纪律处分。

　　读此新闻，人们会想起曾备受关注的重庆“彭水诗案”，其涉案人员亦曾因手机短信“诽谤”地方官员而被拘押。根据国内外刑法学界的权威观点，诽谤罪所侵犯的客体为他人的名誉权益，也就是社会对个人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社会贡献等所作的一般评价。面对类似的案件，人们会有几点疑问提出：

　　第一，按照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诽谤罪原则上为自诉案件，即由受害人自行向法院起诉，而在“志丹短信案”中，却未经过法院裁判而径由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明显与法定程序不符。

　　第二，尽管刑法第246条有例外规定，即“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可进入公诉程序，但其主要是指侮辱、诽谤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或者侮辱、诽谤行为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情形。但从记者的调查来看，该案未见有类似情形。

　　第三，即便作为自诉案件的诽谤罪，其犯罪构成的一个客观要件必须是情节严重，即侮辱、诽谤他人手段特别恶劣、后果十分严重或者影响很坏等情况。众所周知，名誉权的利益核心在于社会的一般评价，而以短信的方式“诽谤”地方官员，其手段似乎难谓“恶劣”。

　　实际上，涉及地方官员名誉的“诽谤案”，尤其应该谨慎对待，公安机关更不该轻易介入。刑法通过惩罚一定的言论来保护名誉权的现实，意味着在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叠，所以，在诽谤罪的实际适用中必然要面对二者间的冲突。国外的经验是，这种制约须视不同的对象作不同的处理。作为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国家公职人员，其名誉权应区别于普通人而受以适当限制，因为这类人员拥有特殊的地位、声誉或职权，掌握较多社会公共资源，理应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强化对其的社会舆论监督。

　　例如，美国联邦最高院1964年的索利文诉《纽约时报》一案，即确认了著名的“实际恶意”原则，以平衡舆论监督权与公务员名誉权的保护。法院认为，在诽谤诉讼中，如果被诽谤者涉及的事项属于公共议题，在其本身又具有官员身份时，则原告必须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才能获得损害赔偿。所谓实际恶意，即指被告明知不实性或“严重不负责任地不顾真实与否”。在“志丹短信案”中，如果涉案人员编写短信仅基于批评政府的目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即使内容当中含有不实成分，官员和政府也应当履行必要的容忍义务，而不是动辄抓人入刑。

　　从权利顺位来看，言论自由和名誉权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很难泛泛地断定孰应优先。但是，当具体考虑到不同权利主体所处地位时，言论自由似乎更应当被强调和突出。按照这种理念，法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就从刑法中删去了诽谤条款。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国家不再通过刑事立法保护名誉权，并不是这些国家认为名誉权不重要，而是把救济方式转向了私法责任，如此既可对被害人给予有效补偿，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公法责任来压制言论的做法。

　　我国现行刑法对诽谤罪已经设定了较为严格的犯罪构成要件，但对于什么是“情节严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还缺乏明确且权威的解释。日后应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既有的法律规定作限制解，或者规定特殊的排除犯罪性事由，从而防止“诽谤罪”被扩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