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城市”的提出为我国现阶段城市建设和发展提出了目标和方向。市民急于想知道，我的城市是不是“宜居”，哪个城市值得我去？城市管理者也迫切想了解，怎样的城市是“宜居城市”，需要怎么做……

　　“我的城市是不是宜居，哪个城市值得我去？”“怎样的城市是宜居城市，需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自2005年1月“宜居城市”概念提出以来，一股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排名热”在不少学术机构和商业机构的相关报告中愈演愈烈。

　　我的城市“宜居”吗

　　需求旺盛催生“排名热”

　　一份《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日前对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宜居指数”进行了排名。结果深圳以8.763分大幅领先其他城市，排名第一，成为全国最宜居的城市。湛江、十堰、许昌、黄冈、九江、牡丹江、娄底、湘潭和聊城分列二到十位。自从这一结果见诸媒体，类似的争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在这份中国城市论坛2007峰会上发布的《报告》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虽然在城市品牌价值上排名较高，但由于生活成本和环境优美度等指标落后，在“宜居指数”的排名上比较靠后。

　　而今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城市宜居排名的前三名，则被深圳、北京和厦门囊括。除了上述排名，还有如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和《商务周刊》每年进行的《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报告》、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等。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宜居城市”课题组组长罗亚蒙认为，出现这股宜居城市的“排名热”的现象很正常，“因为有需求”,市民和城市管理者都想知道应该怎么实现宜居目标。

　　“不仅国内，外国政府也有这个需求。”罗亚蒙介绍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制的我国第一份权威的宜居城市评价标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通过建设部验收第二天，荷兰大使馆就打来电话，想了解相关情况，目的是为该国企业和居民到中国来投资、旅行提供参考。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翟宝辉则认为，“宜居城市”的概念与科学发展观、节能减排、关注民生等话题关系密切，此类排名非常契合媒体的需求。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个人和机构通过搞这种排名，达到吸引眼球、炒作自己甚至牟取经济利益的目的。

　　怎样的城市才“宜居”

　　结果不同、乌龙不少、争议不断

　　“宜居城市”排名，总是伴随着争议和质疑。

　　争议之一，不同机构评选的“十大宜居城市”，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有的“十大”桂冠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大都市占据，而有的则由威海、珠海、桂林、咸阳等清一色的二线城市摘得。甚至有些排名对比起来，“十大”竟无一重复的城市。即使是同一家机构的“十大宜居城市”，不同年份的结果差别也很大。

　　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某些城市的入选、落选或排名大幅变动，以及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选宜居城市。

　　争议之二，评选结果频频闹出“乌龙”事件。最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重庆市刚被某商业机构高调评为“中国十大宜居城市”没几天，环保总局就出具报告，认定重庆属于“十大污染城市”之列。

　　质疑的矛头指向了排名主办方的动机。

　　“宜居城市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几乎包括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方方面面。”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主任甄峰认为，之所以排名结果千差万别，原因在于各个机构选取的角度不同。如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搞的排名，偏重于考量与城市竞争力有关的经济方面的宜居指标；零点公司等机构搞的排名，主要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体现居民对城市宜居的感性认识，衣食住行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是重点。

　　当前大多数排名几乎完全依赖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也是导致结果大相径庭的原因之一。据翟宝辉介绍，评价一个城市是否宜居，老百姓的感性认识固然重要，但有些客观指标是必须考虑的。比如一个城市每年好天气的数量、绿化覆盖率等。“如果不考虑这些硬指标，得出的结论很难服众。”

　　“种种排名的背后，也不排除个别人和机构，通过这种评价达到商业目的。”翟宝辉认为，当选“宜居城市”后，城市政府可以拿着这张最好的“名片”吸引外资，城市价值将大幅提升。相应的，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也将上涨。如广西北海市近两年来房价涨幅始终名列前茅，与其被某商业机构评选为“2005中国十大宜居城市”就不无关系。“这种现象背后，不排除有企业的力量在作推手。”

　　应该如何看待“宜居”

　　政府宜借此契机反思问题，制定政策

　　与网友的激烈辩论不同，专家呼吁城市政府一定要冷静对待排名结果。

　　“排名引发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推广宜居城市的概念，让更多公众了解宜居城市。另一方面，通过必要的比较可以激发城市政府建设宜居城市的积极性，对做得好的是鼓励，对做得不好的则是鞭策。”这股“排名热”的积极意义，已经得到认可。

　　同时，专家一致呼吁一定要警惕其负面作用。甄峰说，我国大多数城市还处在发展阶段，这种排名可能造成人们对宜居城市的片面理解，影响城市的科学规划和建设，也可能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翟宝辉曾在南方某城市进行过宜居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研究。他发现，在抽样调查的样本中，机关及其附属单位工作人员所占比例过高，而这部分人群往往倾向于“报喜不报忧”，数据反映的情况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差距比较大。而来自政府部门的硬性指标，由于统计上的偏差，有些也存在明显漏洞。

　　“由于整个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还不完美，因此所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一定会有差距。城市政府应该以理性、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这种排名，引导城市规划工作。”

　　从《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进入公众视野到通过建设部验收，罗亚蒙的团队一直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评选和排名”。他认为，任何宜居城市指标体系都是为城市政府提供依据和引导的。城市政府可以借此全面反思发展中的问题，寻找与“宜居城市”的差距，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政策。

　　“说到底，这应该是各个城市的自我评估、自我改进，排名没有意义，只能做个参考而已。”(王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