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准，使之超过通胀增速，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量，应对涨价危机，并由此造就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的条件之一，也是使国民生活品质保持稳定的基础工程。

　　目前，物价普遍上涨在社会层面造成了很大压力，相关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寄希望于单纯的“抑制”法来化解物价上涨的危机，事实证明此路可能不通。大禹治水的成功，在于疏而非堵。同样，目前物价上涨符合正常的经济规律，要应对目前普遍的涨价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民众收入。

　　国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将极大地稀释物价飞涨带来的压力。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肯德基，麦当劳等在华企业，已经走在前面。麦当劳的中国员工全部涨薪30%，很多有远见的企业，也纷纷步其后尘。

　　在社会经济领域，普遍性的涨薪，将形成一个类似日本经济腾飞时期的普遍性国民收入增加，并最终经过消费升级，达到产业升级，完成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飞跃。

　　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工资，并且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而消费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产业升级，以小汽车为例，小汽车的普及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大约等于一般工人5个月的工资。在国民增收的大背景下，日本的汽车市场在60年代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1967年国内总生产量达到300万辆，超出了当时的西德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大国。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

　　收入的不足，制约了国民消费能力。目前，中国企业都呼喊开始品牌时代,但现状却是，价格战依旧风行。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低端商品迅速普及但是无法升级，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投入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只能在低端徘徊。

　　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准，使之超过通胀增速，是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量，并由此造就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的条件之一，也是使国民生活品质保持稳定的基础工程。中国企业要群体性崛起，对外要提升产品附加值使产品摆脱低价依附，对内要靠日益扩大的内需市场。与其徒费心机压制国际原本的材料价格上涨，不如回过头来，首先厘清国内的分配与货币政策，为发展内需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罗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