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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城乡统筹规划中农村人口大转移的数字，与目前在重庆市主城区务工的316.3万农民工数据大体相当。不过，这些人是否愿意最终放弃土地留在城市，城市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接纳他们，是决定这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城市化试验成败的关键

　　★记者/谢良兵(发自重庆)

　　9月28日，重庆市区“皇冠扶梯”旁，一看到拎着大包小包的人群，31岁的沈晓民便和其他几个“棒棒”一拥而上。“老哥，挑行李嘛？”

　　从菜园坝到两路口，“皇冠扶梯”这个号称亚洲最长的扶梯，是许多人必经之路。重庆火车站和重庆汽车站就聚集在菜园坝，这里是重庆最主要的人流集中地。

　　来自奉节县五马乡的沈晓民，到重庆城区做“棒棒”已经两年多了。“棒棒”这个与美女、火锅同为“重庆三绝”的人群，据说在重庆城区已有几十万之多。

　　“棒棒”又称挑夫，在爬坡上坎的重庆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根棒，一条绳，就是他们谋生的全部家当。一天近12个小时的营生，换来十几二十元不等的收入。

　　这些来自重庆远郊区农村的“农民工”，到2006年末，已经达到316.3万人。除了做“棒棒”、擦鞋之外，他们主要集中在建筑、工矿、环卫、餐饮等各个行业。

　　与许多农民工的梦想一样，沈晓民希望自己现在没日没夜地努力干活，将来能在城市里安居，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当然是想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来。”沈说。

　　沈晓民不知道，就在这一天，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农民工日”的议案，从此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成为了他们的节日。

　　沈晓民也不知道，重庆市政府已将建立新型农民工制度，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突破口。而沈晓民们将成为近400万农村劳动力大转移中的一分子。

　　“到2020年，大概有800万～1000万农村人口成为城镇人口，其中，将有近400万人口向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内大转移成为市民。”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对本刊说。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新移民既考虑了三峡库区的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兼顾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是重庆总体战略发展规划下的一步重要的棋。”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钟瑶奇对本刊记者说。

　　钟瑶奇是《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移的对策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在她看来，新移民的实质就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带动农村人口的大迁移。

　　已经审议通过的《渝东北规划》显示，到2020年，该地区将累计向外转移人口230万人左右。10月25日重庆市委审议通过的《渝东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则显示，到2020年，渝东南地区也将累计向外迁移人口115万人左右。

　　这些“新移民”将主要被吸纳入重庆市的“一小时经济圈”内，并将成为新市民。“我们将引导人口梯度转移和合理分布。”9月25日，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在谈到重庆市“一圈两翼”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工作情况时透露说。

　　“人口转移的数字，是在考虑了诸多因素综合得出的结论。”重庆市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缪为对记者称：一是“一小时经济圈”内23个区县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二是市计生委对未来人口增长率的测算；三是每个区县各自的估算。

　　事实上，规划中的这个大转移的数字，与目前在重庆市主城区务工的316.3万“农民工”数据大体相当。到2006年末，加上市外来务工人员，重庆市的农民工数量已达600多万人。“这意味着主城区能承载这么多的劳动力。”廖元和说。

　　离土易，离乡难

　　但与此前纯粹的劳务输出不同的是，此次劳动力转移其实就是城市化移民，政府将引导农民彻底放弃自己的土地而“洗脚进城”。“(政府)力争在2008年，引导首批10万～20万优秀‘农民工’进城安居落户。”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透露说。

　　“农村种地不用交税，多数人都不愿丢掉土地。村里那些出来打工挣了钱在城里买房了的村民也是这样。”来自奉节县五马乡的沈晓民对本刊说。而与他一起干活的几位“棒棒”的看法也大体如此。

　　这是重庆市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中的现实。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应良的研究发现，目前大部分进入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也没有放弃土地承包权。“他们仍然或用闲暇时间或用家庭辅助劳动力来经营农业。”

　　此前，由于政府对于农民进城居住的相关政策不明朗，就业、户籍、土地将如何处置等都仍不得而知。因此，这些“农民工”即便在城镇买了房子，宁肯让山里的房子和土地闲置，也不愿放手。“有相当的劳动力属于季节性转移。”张应良说。

　　显然，这并不符合重庆市“400万劳动力大转移”的规划目标。但是，没有了政府的行政强制性，市场化路径下的“新移民”是否愿意最终放弃土地留在城市，城市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接纳他们？这些都是当地政府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400万新移民向“一小时经济圈”和万州区、黔江区内大转移，以这些移民目的地的产业布局和经济总量，能否承载如此巨大的移民计划？

　　与成都相比，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内的经济人均水平和三产比重都比较低。一位研究当地经济的专家担忧地说，以主城区这样的经济产业辐射和影响能力，恐怕难以实现重庆城市化中“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目标。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认为，低城市化率与产业支撑不足是个恶性循环。“工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肺动力’，重庆第二产业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与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相关联。”廖说。

　　长期以来，重庆一直是全国摩托车行业的“龙头”，但近两年来似乎有所不景气。与摩托车产业有相同状况的还有汽车产业和传统航运业。重庆这些传统的支柱产业，都正在或多或少地失去往日的竞争优势，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重庆第二产业的失落。

　　产业空虚也是整个渝东北地区的一大心病。以2006年为例，在重庆市的工业增加值中，渝东北片区仅占8.8%。在三峡工程蓄水以后，淹没区企业大规模的关停并转，致使90%的工业企业关闭。其中，万州原有的370家企业中，就关闭了300多家。

　　在县城和城镇更是如此。比如，开县规划面积8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发展红火，其余都是大片的预留工业用地。在县城搬迁后，开县制造业基本上“全军覆没”。虽然县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但产业空虚仍待解决。

　　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产业空虚的现状时，廖元和认为，一是历史上产业基础比较薄弱；二是交通不方便，在以前，去一趟最偏僻的区县需要花掉数天的时间；三是自然环境；四是当初三峡工程久拖不决，导致投资环境变差。

　　重庆三峡学院三峡移民经济开发研究所所长熊建立则解释说：“三峡工程水位线以下，恰恰是原来地方的经济集中区域。但在搬迁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错位。原有产业重新恢复有一个过程，产业的新发展又与移民搬迁无法同步，就出现了产业空心化。”

　　在此背景下，解决这400万大转移劳动力人口的就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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