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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驻日大使崔天凯如何将个人风格融入中日外交当中，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文/陈君

　　“他个头不高，瘦，一看就是个典型的南方男人，给人印象很精明强干。”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会长李光哲，10月19日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新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崔天凯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

　　而此时，崔天凯已经从日本回国，列席中共十七大会议。

　　9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任命崔天凯为驻日特命全权大使，两个月前开始的传闻得到了证实。5天后，崔天凯抵达日本。从那时起，中日两国舆论的焦点开始聚集在这位55岁的中国第10任驻日大使身上。

　　此前，带着“明星大使”光环的王毅刚刚结束三年任期回国，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

　　经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和随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中日关系在2006年底开始转暖。

　　“如何保持这一良好势头，处理好两国间那些悬而未决甚至有很大争议的问题，避免不正常的或矛盾激化的局面再次出现，这是崔天凯面临的挑战，这个任务很艰巨。”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

　　自称“小学生”

　　10月9日，在向日本外务省递交国书副本后，崔天凯来到东京华侨会馆，第一次以驻日大使身份出席活动。“我觉得，到了日本应该首先见见自家人。”他在见面会上说。

　　“我没有过在日长期学习、工作的经验，也从未学过日语。我这次来就是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在日新老侨胞求教的，大家都是我的老师。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我能不辱使命。”崔天凯把双手放在胸前，以示诚恳。

　　日本共同社一位记者特别注意到“小学生”这一提法，“我想这段开场白是大使先生费心准备的，讲话体现出的谦逊，是日本民众也是很多中国老华侨所推崇的品格。”

　　一些在日华侨、华人认为，崔天凯没有在日工作经验，反而容易产生新思路，“很多日本政要会讲英语，有留学美英的背景。崔大使能讲一口流利英文，在日本工作不存在障碍。”

　　但也有人觉得新任大使不懂日语，会增加工作的难度，“日本政坛很注重私交，日语表达体系又很复杂，仅靠翻译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不懂日语很难自由、深入地广交朋友。”

　　一位记者则笑称，前任大使、“日本通”王毅给继任者造成了“语言压力”。“说日语比一些日本人还地道的王毅完成使命，崔天凯接棒，大家不自觉地就把二人做比较。”

　　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曾德深参加了崔天凯的见面会，“之前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但他非常有亲和力，似乎很快能够和你熟络起来。”

　　很多人的确不了解崔天凯。他是长期负责亚洲事务的外交部官员。2003年至2006年，崔天凯在亚洲司司长的职位上磨练了三年；2006年1月至2007年9月，作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他频频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中国声音。

　　几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有崔天凯的身影。2004年9月，他全力促成了共同声明的制定和出台。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在短时间内，他多次精准地修改了声明草案，为最终达成共识做出贡献。”

　　在作为驻日大使的首次亮相中，崔天凯避谈自己的过去。他套用王毅的话说：“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能使的人。我也就是新来的大家都可以使的人。”

　　延续“以民促官”路线

　　“他显得平易近人，聊天的时候挺幽默，但讲话也很有分量，特别注意逻辑和用词。”10月9日下午，崔天凯在中国驻日本使馆教育处与留日学生代表举行会谈。在东京工业大学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李光哲得以和新大使面对面交流。目前，在日中国留学生有10万人。

　　第一个工作日，和华侨见面，又会见留学生，这体现了中国对日外交一贯走平民路线的风格。“在日本的留学生、新老华侨实在太多了，这是推动两国交往的巨大力量。”一位中国学者指出。

　　据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孙建明向本刊介绍，在中日两国交往中，教育领域的交流进行得最顺畅，即便在政治交往困难时期，教育界的联系也没中断过。留学生的生活、学习是历任大使都关心的问题。

　　11月，第五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将在东京举行，协助办好该论坛是使馆近期任务之一。

　　在多数旅日中国人看来，现在中日大环境的确好多了，“两三年前，就在东京街头，你总能看到日本右翼游行，拿着大喇叭喊反华口号，现在见得少了。”留日学生李光哲谈道，“我个人感觉，总理融冰之旅对普通日本人的触动很大。”　

　　“厉害的角色”

　　崔天凯是一名“海龟”，是第一位拥有美国硕士学位的驻日大使。

　　籍贯浙江的崔天凯出生在上海。1969年至1974年，他在黑龙江农村插队。

　　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在华东师范大学。1974年，崔天凯进入该校外语系学习，他选择了英语专业，1977年本科毕业。中日关系问题专家、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和崔天凯当时同在一个系，“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在发愤学习，进大学最想做的就是把遗失的时间补回来。”朱建荣说。

　　1978年，毕业后的崔天凯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或许考虑到自己还需要进一步深造，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华东师大外语系现代英语专业和北外联合国译员培训中心进修。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奇缺外语人才，崔天凯又一次赢得机会，踏进了外交部。他的第一个外交角色是“联合国总部中文秘书处译员”。

　　1986年，已是外交部国际司三等秘书的崔天凯再次走进校园，就读于美国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至今，他的档案仍然保留在那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交流和市场部部长克鲁伯斯(Felisa Neuringer Klubes)向本刊介绍说，崔天凯在该校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学习，1987年获得了国际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中国另一位知名外交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也曾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

　　“至少有9年公共事务管理和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才能读这个专业，学习时间是一年。” 克鲁伯斯说。“他貌不惊人，但非常善于交流和表达，有独立见解。成绩也很好，是研究院和我们大学的骄傲。”

　　而在一些日本记者和分析家眼中，熟悉东西方文化的崔天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们很多人都看过至今还在网上流传的一段颇有“崔氏风格”的讲话。

　　在2005年4月15日外交部公众开放日活动中，时任亚洲司司长的他谈及中日关系，感慨道，“中日关系一言难尽，简言之，两句话：非常重要，非常困难……这几天，几乎天天会见日本人。(他们)找我，让我们赔他们的玻璃窗什么的。我就火了，我说有人砸了你几块玻璃就天天和我谈，你们当年侵略中国时杀了我们多少人，你怎么不谈……”

　　“两个礼拜前我在东京，他们和我谈安理会改革。我说你先别和我说这些，你大老远的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拉票，你可能数数这个票也不少。但我告诉你，这没有用，你要在国际上发挥作用，首先要取得邻国人民的认同，你如果有这个精力，到邻国多做做工作……”

　　“所以，在他来日本之前，包括政府里的一些人都在研究他。”一位日本记者说。

　　“赶上了好时候”

　　自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派出过10位驻日大使。最早的是“军人大使”陈楚、符浩，为中日掀开历史新一页做出开创性贡献。此后，是宋之光、章曙(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章启月的父亲)、杨振亚、徐敦信、陈健、武大伟、王毅，直至崔天凯。

　　其中，符浩、徐敦信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和武大伟是现任副部长。所以，许多日、韩等东亚国家媒体指出，驻日大使的经历无疑将帮助年富力强的崔天凯在中国外交界“更上层楼”。

　　“武大伟在日本也很有人缘，非常平民化，甚至可以和你称兄道弟，但赶上了中日关系最糟糕的时候，所以说得最多的恐怕都是谴责和批评的话。”留学生李光哲与武大伟有过接触，他笑称：“崔天凯大使赶上了好时候。”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洁华这样分析新大使面临的有利条件：就中国而言，国际地位上升，对日外交政策稳定，在日形象大大好转。就日本而言，小泉偏执的外交政策导致日本战后以来在东亚陷入最严重的孤立，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日本选择了从情绪化转向理智、从偏执向中庸、从意识形态至上向国家利益至上的回归，朝野都要求有稳健、中庸的领导人来恢复中日关系。

　　“若无重大消极事件，中日关系将全面改善，并可望在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较大发展。”陈洁华说。

　　但他也坦言，中日关系发展最大的困难在于，目前仍无法准确解读对方国家的真实意图。东海能源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台湾问题……都将一一考验新大使。

　　东海问题首当其冲

　　首当其冲便是东海问题。

　　一些日本记者告诉本刊，他们认识崔天凯就是从东海问题开始的。

　　2005年4月6日，崔天凯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堀之内秀久，对日本政府决定授权民间企业在东海中日争议海域开设矿权并进行试开采，表示严重关切；同年7月15日，崔天凯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公使渥美千寻，就日本经济产业省赋予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试验开采石油权力提出严正抗议……在前几轮中日东海问题谈判中，崔天凯是中方首席代表。

　　今年4月，温家宝访日期间与安倍晋三就妥善处理东海问题达成共识：中日双方将根据互惠原则、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较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

　　10月10日，中日第十轮东海问题磋商在北京举行，但会谈无果而终。日本官房长官长官町村信孝把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归咎于中方，“中国没能提出深入实际的方案，令人遗憾。”日本外相高村正彦也约见了崔天凯大使，要求中方做出让步。

　　对于日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给予了驳斥。

　　“东海问题是两国间拖了很长时间的难题。日本近年虽然同意‘共同开发’，但他们对东海调查还不充分，缺乏充足资料来支持谈判。”华东师范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陈洁华对本刊分析道，“我个人认为，两国还没有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好的解决办法。”

　　不过，对熟悉东海问题的崔天凯而言，难题也许能转变为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