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一人，即救全社会，更何况是救五个孩子。回顾杞县五胞胎起伏的命运，正视媒体“间歇性介入”的力不从心，不难发现，在人们呼吁救助杞县五胞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吁请建立起一套长期的、行之有效的机制。

　　2006年2月26日，河南杞县农民刘永旗喜得五胞胎，三男两女，轰动一时。县委办公室、县妇联等单位领导都到医院探望，并以个人名义送去了奶粉、衣物和几百元现金。一个多月后，在县妇联的牵头下，西安一家乳业公司向五胞胎免费提供奶粉，供其一年食用。

　　然而，接下来却是一条近乎不幸的新闻。据《郑州晚报》日前报道，在五胞胎免费食用奶粉约一年半之后，两个月前五胞胎“揭不开奶瓶”。父亲刘永旗最近只好将这5个孩子带到郑州街头，过上了流浪乞讨的生活。为养活这五胞胎，刘家近两年来共欠下3万元外债。

　　从当时政府部门的嘘寒问暖、媒体的竞相报道，到现在“穷在闹市无人问”，这五胞胎的人生有些“大起大落”。所谓“一人贫穷，所有人都不富有。”据杞县妇联的工作人员说，该县几家单位正在开会协商此事。无论是否有“多胞胎家庭救助政策”，相信在媒体的聚焦下，贫困之家的命运会有所好转，几个孩子会暂时渡过难关。一年多以前，刘家也正是因媒体报道，获得了政府与社会的一些资助与救济。

　　尽管人们习惯于赞美新闻报道在救济社会方面的作用，但其力不从心同样显而易见。媒体的介入，充其量是一种有限介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朝不保夕的介入。这也是我将借助新闻获得的权利救济称为“眼球权利”的原因所在。在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引起公众关注时，那些不被关注的人或事件未必会得到重视与解决。然而，新闻当事人的命运是否会因此而彻底改变，谁也无法保证，更别说那些生活在新闻之外的人了。新闻当事人的出场，因此更多的是与传媒、社会共同完成一次对于社会良知与价值的呼唤。当新闻的热度退去，原来因为围观形成的价值共同体，往往也失去了战斗力。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的是，尽管媒体无时不在关注社会，甚至像麦田守望者一样忠心保卫社会。但是，从产业角度和新闻规律来说，并非所有关注都源于救济社会的目的。如尼尔·波兹曼所说，新闻播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残酷的性质。如今，“好……现在(我们播报下一条新闻)”时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新闻节目，其目的在于指出人们刚刚看到的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新闻就是这样的“生命短暂”，一条覆盖另一条，像幻灯一样，观众更像是在消费信息。

　　救一人，即救全社会，更何况是救五个孩子。回顾杞县五胞胎起伏的命运，正视媒体“间歇性介入”的力不从心，不难发现，在人们呼吁救助杞县五胞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吁请建立起一套长期的、行之有效的机制，使之不仅适合杞县五胞胎，更适合其他身处困境之中的孩子。一方面，政府要担起责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保障那些困难家庭有能力、有条件养育好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社会也要充分组织起来，并在政府失灵时参与救济、担当重任，尽一切可能避免贫寒子弟流落街头。

　　□秦关(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