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效应。个中原因，在于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时代要求、人民愿望、现实需要相统一，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依据。认真研究和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真谛，更自觉地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适应时代要求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宏观定位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呼唤。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对时代特征作出了科学判断，深刻概括了当今世界潮流和时代特征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将“合作”作为世界潮流与“和平”、“发展”相提并论，这鲜明地反映了我们党对时代特征的科学思维和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和平、发展与合作”正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既然发展是世界潮流和时代特征，我们就要继续抢抓机遇谋发展，抢抓机遇科学发展。可见，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建和谐世界等若干重大战略思想，正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谋远虑，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和时代呼唤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同时，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与竞争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在给我们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方面的更加严峻的挑战，使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应对能力面临着新的考验，这又促进了我们党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

　　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跨入新世纪，进入新阶段，则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直接的要求。所谓新阶段，可归纳为发展新阶段、改革新阶段和实力新阶段。一是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到2020年前，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所以，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承担着庄严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们在实施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最为突出的，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差距越来越大；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能源更加紧缺，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全力加以解决。二是我国进入了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新阶段。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既定部署，我国从本世纪初到2010年之前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既能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动力，注入强大活力，也必然使我们面对这样那样的新问题新矛盾。三是我国进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的实力新阶段。这又使我们面临着 “两个前所未有”，即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

　　在上述时代背景和我国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党能否继续抓住机遇谋发展，同时又能有效抵御各种风险，战胜各种困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胡锦涛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正是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根本特征。

　　(二)反映人民愿望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鲜明导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掌握群众，根本原因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因。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准确地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的理论成果。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洞察全局，抓住了人民群众最为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物质财富比较丰富了，但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的矛盾突出起来；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但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群众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但社会上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状况；经济增长了，但却以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为代价；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但生态环境却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渴望共享发展成果，渴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渴望社会道德得到提升，渴望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和保护，渴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导向。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思想，准确、充分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因而一经提出，即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

　　(三)解答重大现实课题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紧迫要求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解决重大的现实课题，这是理论创新的生命力所在。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解决重大现实课题为理论创新的紧迫要求，使得理论创新更显针对性和务实性，因而大大增强了其实践效应。

　　例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就突出反映了三个“紧迫要求”：

　　第一，解决城乡巨大反差，统筹城乡发展的紧迫要求。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城乡之间仍存在着“六个巨大反差”。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存在巨大反差。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在继续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3.22:1，绝对额相差7328元，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购买了不到1/3的消费品。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上至少相差10年以上。

　　二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反差。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大，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更大。农村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社会保障水平低下等问题相当突出。2004年，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23%的全国义务教育经费，仅享有25%的公共卫生资源。农村文化事业相对落后，农民文化生活相当贫乏。

　　三是城乡基础设施和面貌存在巨大反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农村尽管也有很大发展，但仍明显滞后。乃至于有些外国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四是城乡财政支出存在巨大反差。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加较多，但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与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0—2004年15年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增长率有10年低于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的比重，1990—1994年在9%至10%之间，l995—1997年下降至8%左右，2000—2003年继续下降至7%左右。

　　五是城乡信贷存在巨大反差。长期以来，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信贷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和乡镇企业贷款难，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2005年底，农业贷款余额仅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7.8%，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仅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4.4%，均远低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六是城乡投资存在巨大反差。近些年，城市建设资金迅速增加，城乡投资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后劲不足。1997—2005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连续9年低于城镇；农村与城市投资比连年递减，从1996年的0.30:1下降到2005年的0.18:1；农村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连年递减，从1996年的23.3%下降到2005年的15.2%。

　　城乡之间以上六个方面的巨大反差，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不能任其发展下去。这是紧迫性之一。

　　第二，实现现代化社会和现化化过程“双和谐”，通过建设和谐新农村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紧迫要求。

　　农村居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没有和谐的农村，就不会有和谐的社会。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让农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使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充满活力。这就涉及到能否实现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过程“双和谐”的问题。这个问题和“三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走的是一条不和谐之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最后建成的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是和谐的，而且现代化的过程也应该努力做到是和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实现现代化社会与现代化过程“双和谐”，通过建设和谐新农村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紧迫要求。

　　第三，按照“两个趋向”，实现工业化发展阶段性转型的紧迫要求。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分析世界发展历史和进行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时代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我国，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顺应“第二个趋向”的要求实现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转型，加大力度支持“三农”问题的解决，抢抓机遇促进农村的发展和农村面貌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也已成为一项紧迫要求。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紧迫要求”，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于“三农”问题这一战略性的重大现实课题的解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实现了又一大理论创新。尽管在我国，对农村建设与发展的探索早在建国前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曾多次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但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这不是对以前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更宽广的建设视野，具有更完整的科学内涵，因此确有其创新的意义。 (周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