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继续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使党内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党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　　

         ———今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讲话

　　“关键词”　党内民主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上，“党内民主”被定义为“党的生命”。

　　民主前面以“党内”二字限定，它的外延显然是缩小了。执政党的逻辑是：以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基础，民主层面不断扩大，最终在全社会实现人民民主。这是一个渐进的、增量的过程，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之路。执政党理论家的直白解释是：不实现党内民主，就更不要谈人民民主了。

　　什么是党内民主？就是党员是党的主体，是党内的主人，在党内当家做主，是党内权力的来源。是党员把权力委托给各级组织、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党内民主评价的标准，就看党员权力是否得到维护、保障和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它需要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其实，党内民主早在中共延安时期就成为一时之热，及至后来一路曲折，中共七大之后，又过了十一年之久才召开了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相隔十三年之后才召开九大，到后来的反右、“文革”，党的大会召开与否都不能正常，党内民主已完全难以捉摸，又遑论其时的人民民主！

　　一个政党内部的民主状况，并不必然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中国只有中共一个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它有着七千万党员，这个群体被认为聚集了广大的社会政治精英。在这个群体内先建好民主制度，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已被视为一条现实道路。

　　事实上，民主所蕴含之意直指政治文明。中国的政治转型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已露端倪，《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中正式宣布：党不得凌驾于法制之上，必须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及至十六大前，党的权力核心公开坦承：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挑战。

　　2006年，胡锦涛访问美国，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他强调了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党内民主确呈扩大“开花”之势，即以十七大代表的产生而言，充分走群众路线，把发扬民主贯穿于全过程。坚持差额选举，提高差额比例，各选举单位要按照不少于15%的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七大的代表。

　　差额选举其实就是竞争性选举，而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和保证。

　　而最新一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文章说，紧紧围绕尊重和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发展党内民主，就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培养和提高党员的民主素养，营造党内讲真话、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逐步解决一些党员中存在的不愿民主、不会民主、不敢民主的问题。

　　2003年底到2004年初，四川平昌县兰草镇党委书记冯仁经历了最为复杂的心理过程。他刚刚被县委任命为镇党委书记不久，却又接到中共平昌县委的通知，兰草镇党委书记一职要公推直选。

　　也就是说，他的位子要拿出来让大家竞争。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邻乡一位极具实力的中共党员报名成为竞争候选人。他一度极为不解，县委这么做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吗？

　　对位子的忧虑并非发自冯仁一人。2004年1月，平昌县在9个乡镇实行公推直选镇党委领导班子，直选对象包括党委书记、副书记及党委委员。

　　一年零一个月前，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个精辟的概括和形象表述，成为十六大最为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平昌公推直选镇党委班子缘自县委书记刘谦祥2003年的香港考察。境外媒体正在报道中共高层准备推动党内改革，联想到十六大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精神，刘与他的同事决定在自己的权限内试一试。

　　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这样的试点在四川绝非平昌一地。步云直选、雅安政改、新都“组阁”，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西部省份比东部的富裕省份更多政治变革的动力。在湖北、河南、广东、云南和江苏，类似的做法也成为国内政治变革的亮点。

　　尽管外界有不同看法(有些还很尖锐)，但在执政党的理论家们看来，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扩大正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逐步实现人民民主的正确路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将这条路径称为“增量民主”，即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

　　增量民主，或者说渐进式民主，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他们中不乏原来持有激烈变革观点的人群。

　　公推直选乡镇党委成员，正是扩大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

　　执政党的政治文明

　　不管你是否喜欢，在影响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三种基本因素中，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在人类的现实政治机制中，民主政治被证明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利。

　　执政党对民主并不陌生。早在抗战时期，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中就说过，“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而在中共即将执掌政权之时，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也有一番谈话，他告诉黄，中共已经找到了防止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而党内民主此后的发展也呈现出与人民民主相表里的态势。中共七大之后，又过了十一年之久才召开了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而八大到九大之间又相隔十三年之久，党的民主生活出现严重曲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二大之后，党代会按党章规定按期召开，党内民主发展良好。然而，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民主”与“人权”又被闪烁其辞。

　　以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进入了中共主流话语体系。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

　　一年后的十六大上，人们发现，党原来一直提的“两个文明”被扩充为“三个文明”，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被正式确定为党的基本目标。

　　在十六大上，江泽民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说，“我们党历来以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报告同时提出了中共要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的问题。此前，江称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使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挑战。十六大是中共新老领导集体交接班的重要当口，胡锦涛负责了报告写作协调工作。

　　这份由30人起草、耗时逾年完成的报告还宣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认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内部的民主状况，并不必然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对于执政党来说，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军队中都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来说，党内民主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的逻辑起点是，科学、民主、依法执政的方式，只能产生于一个具有民主精神的党。另有人将党内民主解读为，在执政党内部先民主起来，再扩散到党外。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中召开，它的第一项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此举又令民众眼睛一亮。《？t望》周刊将“报告工作”直接解读为“述职”，“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的最新努力”。

　　“述职”的意义在于，中央政治局要就自身履行职责的情况，主动向中央全会汇报，以此接受全党的监督。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分析说，国家的民主化就是要还权于民，党内的民主化就是要还权于代表大会和全体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局主动向全委会述职，是党内民主化方向上的重要进步。

　　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随后的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均对党内民主进行更加深入的阐发。

　　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第一个就是“民主法治”。

　　一年后，胡锦涛访问美国，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并说到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媒体称看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民主问题上的自信”。

　　同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强调，要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他说，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本质要求。民主执政，就是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今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他同时强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完善党内民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

　　中共高层关于党内民主与民主制度的表述及做法当然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外有媒体报道称，近年来北京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不再忌讳“民主”和“人权”这样的词汇。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天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他的量化研究表明，中共对“民主”“自由”及“人权”等关键词，态度上有一个急转弯。

　　史对1978年以来的《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进行了密集的分析，发现执政党对民主的态度经历了“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加民主”、“我们也追求民主”的变化，尤其是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对民主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同样，在2002年之后，《人民日报》七成以上文章开始承认“人权”的普世价值。此前，大部分文章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的。

　　史天健还指出一个重要的变化，中共已经把民主当作一个“好东西”，这个新变化让人们看到一个追求的目标。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去年10月出版的一本新书的名字，也是他2005年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指出了民主的优点和局限，最后他说：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没有民主，就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现代化，更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去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刊登俞可平文章，题为《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证》。12月27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予以转载，从而引发海外媒体的丰富联想。其实，比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身份更为敏感的是俞可平与中共最高权力层的密切关系。“智囊”“文胆”，这是外界对他这一身份的猜测和界定。俞文一出，其对民主的论述被视作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解套说”“投石问路说”等说法在网络上热闹一时。

　　事实上，俞可平为自己的书写这个序言只花了一个小时，可谓一挥而就。他否认这篇文章有特殊背景，文章发表后，他也没有遇到什么非难。早些年，他从马克思角度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应该讲人权，当时还有人批判。

　　事实上，《民主是个好东西》网络热炒之际，也不乏批评声浪。批评者认为，俞文最后落脚于“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则又陷入了老生常谈。

　　俞可平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艰辛的过程。在他看来，扩大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恰恰是从两极开始的变化，使民主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这是推动全社会民主的现实路径。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它拥有7000多万党员，聚焦了广大的社会政治精英。没有党内民主，中国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

　　政改试水者

　　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说，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在俞看来，民主及其程序要像他儿时玩过的陀螺那样转起来“才好玩”，才有意义。

　　在四川平昌，民主改革的要求相对于发达地区显得更为急迫，“一切由党政组织控制和计划安排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越来越发达的交通、通讯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为村民追求民主权利和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有利条件，敢于向党政组织说‘不’，党的政权在农村正在受到自己所发动和领导的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的挑战”。平昌县委书记刘谦详面对着四川西南农村乡镇在财务困难和沉重债务中难以发展的窘境。

　　尽管有十六大扩大党内民主文件在手，但现实中风险依然存在，四川的改革者们在实践之初心情也颇为忐忑，但刘谦祥们坚信变革从政治上和良心上都是对的。刘说：“我就是今后不当这个县委书记，现在也要把公推直选进行下去。”

　　刘的担心并非多余，1998年底的四川遂宁市“步云直选”中，张锦明等几位直选的策划者则做好了“万一谁进去了，其他人要经常送饭”的准备。张现任雅安市委副书记，她在国内首次公选镇长、首次直选乡镇长、首次进行县级党代表直选，还在党代会内部试行监督、决策、执行三权相互制约等，被称为十年来基层政改最坚定的实践者。她的一个信条是：应该做一些比职务更有生命力的事情。

　　张锦明最初的政改现在看来显得极为“冒失”，因为她第一次就突破了体制的约束，之后，张在体制内就找到了足够的空间，她把后来稳健的变革称作“闪耀着体制内的智慧”。媒体把她称为集民主价值与党性于一身的改良者。

　　平昌县于2004年进行的变革很顺利，9个乡镇党委书记及党委成员全部公推直选产生。前文提到的兰草镇党委书记冯仁积极备选，最后以微弱优势取胜。灵山乡也是改革试点之一，它的党委书记池春林后来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汇报了直选情况。

　　平昌的试验显然是扩大党内民主的典型，它证明了“权力来源哪里，就向哪里负责”。平昌公推直选变过去等额的确认型选举为差额的竞争性选举，凡符合条件者都可以自己报名参选。有学者指出，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和保证，发展党内民主首先要建立体现党员选举意志的竞争性选举制度。

　　如果报名人数超过规定候选人数，还要召开推荐会，其实就是预选。在预选中，不但全体党员参加，还吸收群众参与，与党员一样有投票权。在平昌9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中，共有726名群众参加了推荐会进行投票。事实上，民主已经从党内扩及党外。

　　在平昌公推直选中，共有2901名党员，125名外出务工党员中116名回乡参加了选举。笔山镇楼石村84岁高龄的党员王平和说，我入党快满50年了，像这样由党员面对面投票选举镇党委书记和委员还是第一次。

　　平昌县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在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过程中，从283个申请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奖。

　　江苏的公推直选则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射阳、泗洪、溧阳、宿迁、泰州、新沂、金坛等地都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勇兵评价说，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将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2006年3月1日，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05年10月，全国一共有13个省的217个乡镇开展了“公推直选”的试点。

　　改革不乏失败的例子。同样在2004年，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因实行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而被撤职。他的失败表明，乡镇党委公推直选必须在县级或以上组织的领导下有序进行。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迄今为止，乡镇长直选只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而且试点范围始终没有扩大，但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却蔚为大观。四川省委组织部即明确要求“各地不得进行乡镇长的公推直选试点工作，要把试点工作主要放在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的研究上”。

　　缘何如此？一个解释是，乡镇长直选涉及全体选民，程序复杂，难以组织和控制，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只涉及党员，比较容易组织和控制。

　　渐进式民主

　　2005年5月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载文《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称赞中国果断明智地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

　　在国内，以党内民主推动总体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民主论”也是受到追捧最多的政改思路之一。有人认为，党内民主是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各种中国问题解决方案中最具可行性、也最有前景的政改之路。

　　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党内民主从来不是一种政体类型，宪政民主方是正途。

　　在俞可平看来，中国的“增量”民主将沿着三条线路稳步推进：一是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二是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三是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他认为，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都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但他同时指出，当具备相应的现实条件时，必须进行突破性的政治变革。

　　俞可平说，以人为本、人权、法治、私产、政治文明、公民社会、和谐社会，中国政治的这些新发展，都体现着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中国政府的根本目标无疑就是在中国确立一种现代的民主治理体制，保证人民能够充分实现自己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

　　包括党内民主在内的民主变革其实正在悄然进行。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审议了6次才通过的《物权法》，破天荒地进行了全民讨论，举行了多次听证会。开门立法使立法工作透明度得到大幅提高。

　　本届政府也鼓励各部委在制定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政策之前举行听证，如机票和火车票涨价等。许多地方政府则将对事关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进行听证制度化。

　　一些地方政府还引进了西方流行的“协商民主”，作为扩大决策民主化的基本途径；一些学者和官员甚至试图将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结合起来。

　　2006年全面启动的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落实中共党员和群众对于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将扩大党内民主贯穿于换届全过程。

　　事实上，执政党权力最高层对民主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宣布，共产党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只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才能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记者　贾云勇）〈本文部分素材取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2005-2006)》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