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使用的人”

　　王毅今年54岁，出生在北京。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王毅于1982年2月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获亚非语系文学学士学位。考进二外之前，他在东北建设兵团当了8年兵团战士。

　　喜读书、擅书法、爱写作，文笔很好、关注时政，是师友对他的印象。

　　毕业后，王毅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一路高升，几乎经历的每个职位都创下“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纪录”。2001年，48岁的他成为外交部史上最年轻的副部长。从科员到副部长，王毅用了19年时间。

　　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读在职硕士研究生，获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师对他印象依然深刻，“我们当时叫他王司长(亚洲司司长)。他学习很认真，很顺利地毕业了。”

　　之后，王毅到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启朋是他的导师。“他当部长助理的时候在外交学院读博，论文研究方向是当代国际关系。课程早就修完了，但由于工作原因，他还没有完成答辩。”周启朋说。

　　资料显示，胡耀邦1983年首访日本时，他的演讲稿是王毅草拟的——那时，王毅是外交部级别最低的工作人员。据说，王毅交稿后，胡耀邦只改了两处。

　　而把王毅推到全球媒体聚光灯下的是六方会谈。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努力聚拢各方“谈起来，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赢得各方称赞，由此走进公众的视线。

　　2004年7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在出访时被免职，引起了各方的猜测。传言说他要出使加拿大，两个月后官方才证实他被派到日本当大使。

　　在王毅离任前一天晚上，中国驻日本使馆网站在首页贴出了一封信，题为“王毅大使致厚生劳动省舛添要一大臣的感谢信”。这封信写于9月19日，或许是王毅作为大使写的最后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最近，我馆一位馆员家属突患重病，被紧急送到日本当地医院。虽然医院全力进行抢救，但病人情况仍然相当严峻，危及生命安全。我为此不得不给你打电话，你立即与医院取得了联系……你公务十分繁忙，却对一位普通的外国患者关心备至，不仅体现了你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政治理念，也体现了你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这封信，体现出王毅工作的细腻。在这方面，中国驻日本使馆武官徐京明感触颇深。“他做工作非常细致，很关心馆员。而在维护华人华侨权益、帮助留学生解决实际困难方面，他也总是亲历亲为。”

　　徐京明回忆说，王毅刚到日本时，就通过媒体得知一名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国男子患血癌，生命垂危，王毅就组织各方力量全力营救。当时，不少日本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他常要求我们为同胞 ‘大办好事、多办实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除了为同胞排忧解难以外，也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政府的责任感和好形象。”

　　“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王毅的这句笑谈让他的同事们记忆犹新。

　　后来者任重道远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这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次访日。52个小时的“融冰之旅”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从东京、大阪到京都，从在日本国会演讲、晨练、访问农户，到和日本大学生切磋棒球球术，王毅始终微笑着陪伴在温家宝左右。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大使给总理做翻译，帮总理和百姓轻松聊天。其实，这一点儿也不轻松。”中国驻日本使馆一位官员对本刊说。

　　温家宝成功访日，为王毅驻日大使的生涯画上了精彩的一笔。“之后，国防部长曹刚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访日本，直到卸任前几天，王大使都非常繁忙。”使馆办公室官员坦言，“同两三年前相比，中日关系的确得到改善，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对此，王毅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他在离任招待会上宣告：“中日关系终于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进入了全面改善、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肯定王毅个人的促进作用，但更应该看到国家关系的改变是两国大势决定的。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左右的。” 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说。

　　而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金熙德认为，中日关系总体潮流的转变不是一时的，王毅的继任者要继续推动“回暖”进程，把中日关系带上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任务并不比以前轻松。”金熙德说。

　　9月25日，日本自民党元老、“知华派”政治家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9月29日，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日子。“破冰”“融冰”之后，“今后两国关系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甚至摩擦，但是，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始终是乐观的。”这是王毅的临别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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