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卸任后成了“香饽饽”。

　　先是接过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聘书，开讲“丈山尺树，寸马分人——国际形势观察”第一课；继9月21日出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名誉院长，23日又受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开始为期四年的院长生涯。不知道，哪个角色是他“最爱”，哪个更当“本色”？或许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国退休高官高职后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采，也越来越平民化。

　　不是吗？此前，已有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出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院长职务。作为学者型高官，到高校履职实属人尽其才。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担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四下活动为贫困生募捐，甚至“募”来了前国家总理李鹏300万元的稿费收入，也算是“老本行”。

　　就更高层次的领导人来说，李鹏总理卸任后的两个月中，就出版发行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年后，又出版了《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今年1月8日出版的《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亦是其第四部著作。卸任后的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则干起了音乐普及工作，经常到各高校为师生们举办音乐讲座，并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一书。前国家总理朱镕基称，“我的退休生活也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这些，都同样受到了公众的爱戴和尊敬。

　　当然，“高官”退休淡出社会公共视野后，回归平民本色，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或者干脆独享子孙绕膝之乐，安度晚年，在国外似乎早就是寻常事儿。德国前总理科尔退休后就一直呆在家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主要靠写回忆录和演讲谋生，前副总统戈尔则变身为环保人士，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离开政坛后就一直做家庭妇女，前不久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则表示，希望退位后能到一家农场当农民。德国的退休将军，甚至潇洒地当上了导游。尽管社会角色自异，目标则一，平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加像一个人，活得更像他们自己。再也不需要带着政客的面具，强颜欢笑，再也不必端着架子，令人敬而远之。

　　我们应该承认，人人生而平等，是西方国家典型的文化观价值观。官员在职时，亦是普通的公民，并无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官位由公民授予，任期届满离任，年老退休都有制度约束。由于民主制度起步早，相关法律完善，以至于政党的更替、领导人上上下下去留无意，进退淡然，宠辱不惊早成自然规律。下野了，退休了就彻底离开政治舞台，不再参与过多政治和商业活动，即使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亦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从平民到平民，从起点回归起点。

　　如今，在我国政治民主建设日益完善的情况下，虽然一些高级官员退休后恢复平民本色的人物和事例越来越多，但不能不看到，日前仍然未能形成良好的风气，甚至还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予以保障。比如，官员退休之后，一方面惯常担任一些协会、学会的理事长、秘书长，个别的甚至被安排担任大型国企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虽说是一种“过渡”，但有的履新职后拿的是丰厚的年薪，不仅退而未休，且权力依旧。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官员“官瘾”难戒，除要求组织上按排社会职务外，更有少数人像原阜新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王亚忱那样，利用权势及其关系网空手套白狼地攫取民营企业家的上亿元资产，公然违法犯纪。

　　让官员的归官员，平民的归平民。这应该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及现代政治制度建设的寻常风景。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不仅仅诉诸制度，形成风气，积淀成一种民族文化，则是国之幸，民之福也。(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