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这段名言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概念，邓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增强和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视察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幽默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设备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凡事必先问姓“社”姓“资”，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讽刺。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不同，邓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内涵。例如，农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长期不变，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集体所有制。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先进的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这种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近30年的改革，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的阶层已经出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社会能够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曾问过我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下一步建立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

　　(六)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

　　邓这段时间内在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来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言必称斯大林的王明。邓小平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本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邓多次说过，这以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来取新经济政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 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大人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邓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得很重。有一次我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内外交困的境地。从1982年起，我以各种身份，断断续续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距离观察过的中外政治领袖人物有近百人，邓小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邓公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改变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宝贵的年华中与这个伟大的生命有所交织，感受了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睿智和勇气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随后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谨作此文以怀念这位难忘的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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