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越：一个中国媒体人的坚守

　　在日13年，可越用自己的努力为中日之间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

　　可越的姥爷——司马桑顿曾是中国媒体驻日特派记者，35年前，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中日关系的大转折。35年后，作为一个媒体人，可越追寻着祖辈的足迹，用镜头记录着她看到的日本。

　　13年来，可越一直处在中日关系的风口浪尖。她经历了恐惧、愤怒，也练就了沉稳和宽容。

　　“中国没有反日教育”

　　中国爆发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时，日本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跟踪报道。那段时间，经常有人问可越：“你们中国是不是一直在进行反日教育？”可越总是坚定地回答：“没有。”

　　可越祖籍黑龙江，长辈们大都亲历了日军侵略东北三省的时代。可越的姥姥家原来就在抗日根据地。姥爷还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后来在哈尔滨日报社做记者，曾经被日本军队抓起来。到日本工作后，可越的姥爷还经常和日本人谈起当时被关在牢房的遭遇。“日本人民是好的，但是从老一辈讲述的故事中，能感到他们对日本的复杂感情。历史课上也学到了关于侵略战争的史实。”可越回忆道。

　　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流行日本电视剧，可越就是在看了《东京爱情故事》后开始向往东京的。“我觉得我们国家非但没搞‘反日教育’，而是在搞了解日本的教育啊。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教育国民要区别战争发动者和普通的日本国民，后者也是受害者。对我来说，日本侵略过我们的国家，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着双重感情。”

　　用DV传递真实的声音

　　到了日本后，可越对日本又有了新的感受。“经历了很多书本中没有写过的矛盾。我感受到的是全新的、立体的日本，既不像电视中描写得那么可爱，又不像战争片中讲述的那样面目狰狞。”

　　到日本的第6年，可越在东京大学攻读硕士课程期间创办了现在的“东京视点”。这是一个人人可以拿起家用摄像机作导演的志愿者组织，大家把在日本拍到的DV短片经过编辑后在网上发布。为什么要创办这个组织呢？“一提起日本，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一个国家，而东京是个国际化的、表情丰富的大都市。我想选取百姓的角度，讲述东京百姓自己的故事。”可越说。

　　2005年中国发生抗议活动过后，日本电视台反复播放了队伍中有人扔石块的镜头。“其实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日本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把这个镜头反复地播，让日本观众感觉好像全中国的人都在扔石头，谁踏入这片土地都要被打一样。其实不是那样的。”可越坐不住了。“我要做点什么！”

　　拎起家用小DV，可越跑出了门。她采访了很多在日本的中国人，希望通过镜头把这些在日华人的声音传递给日本民众。她还组织了一场由中国人、日本人共同参加的市民交流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坐下来谈谈各自的想法。

　　但是，“坐在一起谈也不见得能达到相互理解。”可越没奢望一蹴而就，“这里还存在一个无知的问题，比如还有极少一部分日本人本身就觉得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无知比偏见更可怕。”

　　亲历“中国食品安全”事件

　　在日本这些年，每当中日之间出现波折时，可越就感觉自己很为难。“尤其作为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但正是在这种时候，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许有些事是只有你才能做的。那时就该义不容辞地去做。”

　　几天前，朝日新闻社邀请可越去参加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座谈会。可越在这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我研究了日本的相关报道，感觉有些媒体在某种程度上炒作这个事件，煽动了日本国内的‘厌中’情绪。日本百姓看了这些报道后，会觉得中国食品都不安全。”

　　在座谈会上，可越告诉与会的日本人：“中国的食品安全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改变对中国整体的看法。”日本媒体还时常批评中国不负责任，污染了日本的环境。“但我就和日本人讲，中国下沙尘暴到你们这里就是一点点灰尘，而中国人比你们更着急。”可越希望日本应该多和中国分享治理环境的技术和经验。

　　现在只要日本媒体一报道中国负面的消息，可越就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我想咱们中国人要好好争口气，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出席温家宝访日宴会

　　在前一段中日关系处于冰冻期时，可越坦言，的确是度过了一段相当艰苦的日子。随着安倍前首相访华和温家宝总理访日，媒体评价中日关系进入了“融冰期”。

　　可越在今年4月参加了温家宝总理的欢迎晚宴。当听到温总理的演讲时，她禁不住热泪盈眶。但是，可越也很明白，中日关系还远未到“政热经热”的阶段。“其实两国之间还存在很多问题，不能说高层关系好了，这些问题也就顺势解决了。双方都不能太感情用事，越是关系好转，越要冷静客观。”

　　促成中日政府首次电影节

　　可越的姥爷在日本做了23年的常驻记者，但最后还是留下了“日本人对曾犯过的罪行从没有考虑过认真反省和道歉，他们对侵略战争行为一天不反省，我们就无法在日本这片土地上安然地生活下去”这句话，离开了日本。

　　今天，历史认识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但可越没有像姥爷一样选择离开，而是将“东京视点”延伸，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传媒公司。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她还作为协调人促成了中日政府首次电影节。为什么选择了坚持？可越解释道：“现在这个时代和姥爷那个时代有很大差别。中日间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直面的时候，我们比过去有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来了解事实，并找到解决的方法。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意、选择什么态度来对待历史。”

　　可越在用自己的努力，为中日搭建一个新的交流平台。（记者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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