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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关系翻开了崭新的篇章——恢复邦交正常化。35年来，中日关系起伏跌宕，无数普通人也卷入到这历史的大潮中，这里有一个日本民间协会负责人的担当，一个在华日本留学生的中日观，以及一个留日中国媒体人的坚守……

　　中崎：促进中日友好是毕生信念

　　普通的日本地方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长中崎惠，见证了中日关系35年的风风雨雨

　　从第一次上街发传单，一转眼37年过去了。中崎惠的白发慢慢增多，但对于传单的内容，他记忆犹新——“快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作为埼玉县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长，中崎惠这么多年来一直站在中日友好交流的第一线，个中酸甜苦辣他都牢记心中。

　　“快点实现邦交正常化吧”

　　中崎惠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市政府工作，做了一名公务员。1970年，32岁的他加入了埼玉县中日友好友协会。“当时埼玉县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正好住在我所在的小区，就经常和他见面讨教，一来二去，自己对友协也产生了兴趣。”

　　加入友协后，中崎参加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快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宣传活动，除了给亲戚朋友们发宣传单，他还把宣传单到处张贴。“37年前的我还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宣传活动不仅局限于埼玉，整个首都圈都在我们的‘包围’之内。”上阵父子兵，中崎还没忘带上当时只有6岁的儿子一同参加。

　　在这些宣传活动中，中崎感受到了来自右翼分子的阻碍。友协在市政府所属的一个宿舍里，开了一家中国百货店，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店铺，在当时也没少吸引右翼分子的注意。“我们一开张卖东西或搞一些活动，他们就派人故意捣乱，在店门口的墙上张贴‘别进去’的广告，还派人站在门口宣传他们的主张。很多想进店里的普通百姓，为了少惹麻烦都避而远之了。”

　　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并未正式恢复邦交，友协被认定为反政府组织，拥有公务员身份的中崎在工作单位也受到排斥。“那时真的很痛苦。”中崎回忆道。领导知道他参与了友协，提升科长时就让他比别人晚了好几年。“别人都升官为什么就我不升？但是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遇到这么多困难，中崎没想过退出友协。“妻子开始时很担心我的安全，对我‘固执’地参加友协不太理解。但我始终觉得友协的活动是和平运动，那些反中日友协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脑中还残留着战争的意识。我把友协的活动当作自己毕生的信念，从来没动摇过。”

　　“第一次到中国是个美好的回忆”

　　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签署邦交正常化协议。这不仅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也改变了中崎的生活。“当我从媒体中得知中日真地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简直激动地快要跳起来了。”

　　一直没有机会访华的中崎，终于在1974年如愿以偿。“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之间缔结了航空协定。1974年，我乘坐第一架从日本飞往中国的飞机于9月29日到达北京。”在中国的21天，中崎参加了国庆节的庆祝宴会。作为访华团代表，他特意致词并问候了每一桌客人。“这确实是个美好的回忆。”

　　回国后，他还接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邀请。那时日本的右翼分子势力已经有所减弱，但中崎的人身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我去中国大使馆时，都是大使馆派专车来我家门口接我。走到埼玉和东京的交界附近，发现县警一直跟在我的车周围‘护送’我。”这令中崎颇为感慨。“虽然右翼势力依然存在，但是日本社会对友协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护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是难以想像的。

　　邦交正常化后，友协的工作重心从以前的帮助滞留在中国的战争遗孤返回中国，转移到了举办各种民间交流促进中日友好，中崎在友协施展的空间一下子变大了。光是赴华的留学生就派遣了200多人，而这一活动一搞就是20多年。此外，举办中日儿童绘画展、开办中国留学生中文课堂等，也都是中崎在友协的“成就”。

　　“面对威胁论，我有信心赢”

　　35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小泉内阁期间，由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中日领导人互访中止了5年多。这期间，中崎也很焦急。他给当时的小泉内阁发出了抗议信。“作为一国领导是不能去参拜的，现在还有很多战争受害者仍然活着，参拜是对这些人的不尊重。所以每次小泉去参拜，我都很生气，也觉得很羞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逐渐盛行，而中崎把这归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缺乏理解。“战后日本政府也好、媒体也好，都在极力塑造一个围着美国转的日本。美国一嚷嚷‘中国威胁论’，日本也跟着担心起来。”

　　在中崎眼中，日本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日本媒体都曾高频率报道过中国人在日犯罪率如何高，但我觉得这些很多都是利用事件作的煽动性报道，助长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如今的中崎有着上百次的访华经历，对中国发展的实情很了解，“如果有人想和我辩论‘中国威胁论’，我还是有信心辩赢的。”

　　“为中日友好做点事，我很快乐”

　　去年的安倍前首相访华和今年的温家宝总理访日，让两国百姓不禁产生了“中日关系的春天到了”的感慨。但是也有人开始质疑友协存在的必要性：政治关系不好的时候需要友协进行协调和民间交流，政治关系升温后，友协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其实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就有很多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退出友协。但我认为政治是政治，民间是民间。”中崎解释道：“政府作不了的事还有很多，这时友协往往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今年的高中生互访，具体操作都是友协进行的。”

　　友协是中日民间友好的一面镜子，也会折射出目前中日交流所面临的客观问题。

　　“因为中国对于日本不再那么陌生，所以举办一些介绍中国的活动时，遇到过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为了纪念邦交正常化35周年，10月份将邀请山西省京剧团来演出，我们只盼着能不赔本就好。”

　　还有一个让中崎感到担心的问题是，友协青年会员比较少，缺少新鲜血液。“我加入友协时30多岁，当时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但现在友协的事务局里，30岁左右的干事一个也没有。我这样快70岁的人在这里就算年轻人了。”中崎苦笑道。

　　为了节约人力成本，担任友协理事长的中崎，几乎包揽了从计划书到报告书的起草工作。在电脑前，戴着老花镜的他正一边思考一边噼里啪啦地敲击着键盘：“我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能在友协踏踏实实地做点事，就很快乐。”(记者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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