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郭新磊

　　2007年9月5日，经过两年多的周密筹备，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史展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正式开展，从人民检察的创建，到现代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一张张铭记历史的画卷，展现着人民检察在新中国从无到有的每一步。

　　2007年9月13日，每一代检察人为中国法治建设留下的印记——200多件实物、8000余幅照片、200多件历史文献史料复制件穿越时空，汇聚一堂，组成中国第一个检察专题博物馆。

　　“2007年是现代检察制度在中国实行100周年，2008年将是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30周年。”一位相关人士对记者说，人民检察博物馆的落成，无论是对现代检察制度在中国的诞生，还是对人民检察院的恢复重建，都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纪念。

　　在战火硝烟中诞生，历经70载血与火的考验，中国人民检察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逐渐完善、成熟，期间的艰辛与波折，已经难以言述。正是这个检察专题博物馆，浓缩出人民检察70多年经历的风雨沧桑。

　　一扇大门与第一代检察官

　　有别于光彩亮丽的大厅，在人民检察博物馆“和谐苑”主楼二楼阳光大厅的正面墙上，镶嵌着一扇朴实的大门。没有名匠雕琢、没有刻花染色，但没有人对它的朴素指指点点，更没有人敢对这300多年历史的大门进行经济价值衡量。因为在大门之后，是中国的人民检察，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风雨沧桑检察路。

　　它被定为“中国人民检察第一门”！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苍凉的诗句带着谢觉哉对老友的悼念，推开了这扇见证了人民检察成长初期的“第一门”。

　　这是70多年前的一幕：古旧的客家宗厅，在呼啸的寒风中显得异常孤寂。只有从窗户透出的昏黄灯光才显出冬夜中的一点生机。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正在摇曳的灯光下梳理着各种案件。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家祠堂召开，成立了神州大地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而伴随着新政府一系列的工作，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也随之诞生，何叔衡即担任首任部长。

　　作为红色政权下的检察部门，也是新中国检察院的雏形，它在当时的任务非常明确：监督各级苏维埃机关站在雇农贫农的立场上，去没收、分配土地；监督各级苏维埃机关执行苏维埃政纲、政策的情况；监督苏维埃机关执行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情况；向该级执行委员会建议撤换或处罚国家机关与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向法院报告行贿、贪污、浪费等行为，以便法院实施法律制裁。

　　“从这些具体任务看，当时的工农检察部，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监察部。”一位检察院的检察官在看过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的人民检察史说。

　　但这个开创司法检察的部门，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却在何叔衡及第一代检察官的努力下，一步步走向现代的人民检察院。

　　在当时，工农检察部可谓是一个大部，总共有七八十名干部，经常奔波在各地，检查、查处各种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失职渎职行为。1932年9月，工农检察部更是设立了控告局，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和调查控告的事实”。随后，一系列的反贪案件，一批批贪污分子无处遁形：被检举揭发的贪污分子有42人，包括会计科长科员、财政处长、厂长等，共查处贪污款项计大洋2053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涉案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当属江西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

　　此外，工农检察部对下面法院及裁决部门报批的各种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核：1932年5月，瑞金县上报一个案件，基层法院判处罪犯朱多坤死刑。作为第一任检察部长，何叔衡认真审阅，作出批示：朱多坤判死刑不能批准，朱多坤由枪毙改为监禁两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1932年7月，检察部在对江西省苏裁判部省字第二号关于温某、余某等六犯判决的批示中，以证据不足为由，对判决结果提出质疑，明确需要重新审理……

　　1933年4月，工农检察部终于由各部局共用的叶坪谢氏祠堂搬出，来到沙洲坝村老茶亭的杨氏宗厅，在“人民检察第一门”的见证下步履艰难地前行。

　　1933年底，何叔衡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了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职务。两年后，这位红色政权下的首任“检察长”带着未了心愿，沙场捐躯。

　　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中央工农检察部更改为中央检察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项英兼任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

　　此后在苏维埃共和国期间里，在中央检察委员会以及各级审判机关、检察员的努力下，整个政府法治化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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