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6日，是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姚依林同志诞辰90周年。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姚依林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

　　一、投身革命，参加领导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

　　姚依林同志是从一个爱国学生，踏上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终生的道路，并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姚依林同志祖籍安徽贵池，1917年9月6日出生于香港。他幼年丧父，随母亲在江苏、浙江、上海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抗日爱国运动的激励下，他积极参加上海青年举行的抗日示威游行，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34年，姚依林同志考入清华大学。入学不久，在世界语学会的活动中，认识了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周小舟同志，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对时局和社会的看法。1935年，经周小舟同志介绍，姚依林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此后，他经常将武卫会的传单刻印后在学校秘密散发和张贴。他与同学杨述合办的政治刊物《东方既白》经常介绍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活动等信息，并亲自摘译转载《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版的文章。当年暑期过后，他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委员。

　　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的武卫会组织发起筹建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9月，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成立。姚依林同志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会后，他发动学生开展救济募捐活动，同时负责管理捐款，经常是白天东奔西跑，夜间变换住处。后来他回忆说：“这个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募集所得大约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大部分捐款给山东赈灾，……留下约五百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活动的开展，联合了北平的进步学生。在北平党组织的帮助下，以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为基础，11月，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简称北平学联)，担负起组织和发动北平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任务。姚依林同志担任学联秘书长，并于当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使华北脱离中国而“独立”，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华北广大国土面临沦亡的严重威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在这一紧急时刻，得到消息的北平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学生请愿游行。12月8日晚上，姚依林和彭涛、郭明秋、黄敬、孙敬文同志开会，研究请愿游行活动的组织安排，决定由黄敬同志在游行队伍中指挥，姚依林、郭明秋同志在西单指挥。各校同学通宵未眠，进行次日游行示威的各种准备工作。

　　12月9日这天，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同志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广大爱国学生被压抑的抗日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上午10时许，数千名学生汇集到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提出反对“防共自治”运动等六项抗日民主要求。当这些要求被完全拒绝后，在游行指挥部的布置下，请愿改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队和武装警察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在大刀、水龙、皮鞭、木棍和枪刺的袭击下，英勇抗争，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姚依林和郭明秋同志在指挥游行中也受到军警殴打。

　　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北平学联对学生运动重新作了部署。12月10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从12月11日起，全市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在罢课中，姚依林同志重点联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帮助两校学生会和救国委员会组织各种专题讨论会。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学校学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发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会后，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抵达前门时，遇到大批军警和保安队的拦截。游行指挥部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后，立即安排在前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秘密外交”、“打倒卖国求荣的汉奸”等九项议案。大会结束，游行队伍分别行进到宣武门、西单时，再次遭到军警镇压。这一天，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但国民党当局也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这次自1935年12月9日发起、姚依林同志作为主要领导者之一参加领导的抗日爱国运动即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后不久，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改组北平学联党团，姚依林同志任党团书记。

　　二、主持中共天津市委工作，参与组织冀东抗日大暴动

　　1936年6月，姚依林同志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转赴天津。到天津后，最初他主持编辑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刊物《世界》，并协助编辑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刊物《长城》。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这时，他主要负责学生工作，培养教育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锻炼自己，并以读书会的形式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为了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他在学生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学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中去。

　　1937年6月，姚依林同志主持中共天津市委工作，7月任天津市委书记。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大部分到太原分配工作。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姚依林同志和天津市委经过近两个月紧张工作，将需要通过天津转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数千人安全撤离天津地区。

　　与此同时，姚依林同志还领导恢复了天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和活动。民先队多次接受任务，为抗日根据地募集寒衣、药品、捐款，收集日军情报。民先队队刊《灯塔》在姚依林同志的具体指导下编辑出版，每篇社论和重要文章都由姚依林同志亲自审定，对宣传抗日思想和党的政策，鼓舞民众抗日斗志，加强天津民先队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开展敌后斗争，1937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建立了新的领导机关，负责平津及冀东一带沦陷区的工作。9月，姚依林同志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积极投入组织和筹划冀东抗日暴动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在姚依林同志提议下，中共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自卫会)。自卫会积极开展破坏敌人通讯线路、阻碍敌人物资运输、在伪职员中进行秘密宣传、收集敌人情报等活动，成为宣传抗日救国、打击敌人的重要力量。1938年5月，自卫会召开会议，作出冀东抗日暴动的具体安排，并决定组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成立冀东抗日联军。会后，自卫会负责人又到冀东抗日联军中指导工作。自卫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冀东暴动的公开领导机关。

　　这时，为了早日同延安党中央接通电讯联系，姚依林同志积极设法建立电台。1938年4月，秘密电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姚依林同志亲自布置任务，编定电台的呼号和密码，并坚持每天阅、发电报。秘密电台的建立，使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对指导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周密的准备，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1938年7月6日，以港北起义为开端，有20万人参加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这次暴动，规模之大，来势之猛，震惊全国，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姚依林同志是冀东暴动的参与组织者，他后来回忆说：“主要依靠冀东党的力量，依靠开滦煤矿工人同志们的英勇罢工斗争，依靠八路军宋邓支队挺进冀东的有力支援，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取得了冀东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他指出：“冀东人民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之下的这种坚决的斗争，与八路军孤军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的英勇行动，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将永远是光辉的一页”。

　　1938年9月，姚依林同志奉命离开天津到冀东。11月，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翌年1月任中共冀热察区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在平西，他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组织开展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训练干部、宣传革命道理、掌握新政权的工作。

　　三、坚持敌后抗战，从事解放区军工和经济工作

　　1939年7月，根据彭真同志指示，姚依林同志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当时称北方分局)任秘书长。在敌后艰苦条件下，秘书长工作十分辛苦琐细，日常事务异常繁忙。姚依林同志要负责秘书处、管理科、交通科、警卫营的工作，要参加各种会议、听汇报、作指示，又要安排开会记录、起草报告，等等，哪一件事情都离不开他。他全心投入，毫不懈怠，出色地完成了组织托付的重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华北敌后，日军经常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反“扫荡”斗争极为艰苦。1941年秋，日军对晋察冀北岳地区进行“扫荡”，姚依林同志率领晋察冀分局警卫、勤杂及文秘人员突围时，被敌人围困在乌王口西北一带的山沟里。他带领同志们坚持了七天七夜，才得以脱险。1942年5月，日军在冀中地区发动“扫荡”，规模之大，使用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日军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牲畜、粮食被抢劫一空，群众惨遭杀害的不计其数。这一年又逢大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姚依林同志按照晋察冀分局的指示，组织分局机关搞生产，种粮种菜。他还利用在大学学到的化学知识，指导成立工业生产小组，制造墨水、肥皂和土炸药。这些措施，对分局机关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9月，日军“扫荡”冀西山区。姚依林同志率领20多人的手枪队在五台山驻扎一个多月。他们用随身带来的电台，在庙内与各部队联系，了解反“扫荡”情况，并将收到的消息呈报晋察冀分局领导。敌人撤退后，他们才返回原驻地阜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晋察冀分局改为晋察冀中央局。姚依林同志仍然担任秘书长。这时，中共中央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派遣大批干部从延安出发进入晋西北，经张家口前往东北地区。这次干部大转运，在张家口的工作由姚依林同志全面负责。这些干部在张家口停留期间，姚依林同志既安排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又布置作形势报告，还要了解干部的要求和东北各地需要干部的数量，考虑分配他们的工作。迎来送往，工作十分繁忙。直到1946年4月，这项关系到东北根据地创建与发展大局的重要工作才基本结束。

　　1946年5月，姚依林同志调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开始担任根据地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到边区工商处后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工商处的任务由筹备经费转为准备战争。10月上旬，工商处组织边区的工人、技术人员等将机器设备全部转移到山里，继续生产武器，供应前方。姚依林同志重点负责组织边区技术人员改进生产技术，制造武器弹药。在他的带领下，炸药、手榴弹、82毫米迫击炮，以及手枪、步枪、地雷等武器大量生产出来。由于缺少炸药，技术人员在铁棍中改装辣椒末，制造出“辣椒末手榴弹”，用以炸碉堡，战果奇佳。又用医院的氧气筒制造大迫击炮炮弹，称为“氧气筒炮弹”。在清风店战役中，“氧气筒炮弹”发挥了巨大威力。

　　1947年11月起，随着局势的发展，姚依林同志担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业局局长、工商处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及秘书长。石家庄解放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统一起来，1948年上半年，姚依林同志在邯郸主持召开两区联合的华北财经会议。同时组织两区的物资交流，并统一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解决了边区的物资需求。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6月至9月，姚依林同志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工商厅厅长。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姚依林同志任工商部部长，同时是华北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成员。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成立后，姚依林同志主持召开华北地区包括山东部分工商界领导人会议，作出禁止挖地主浮财、保护私营工商业等项决议，使华北地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

　　1949年1月，姚依林同志带领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的工作人员进入刚刚解放的天津。他布置接收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盘踞的天津海关，没收了国民党中央在天津的信托局，同时让一般商店照常营业。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2月初，姚依林同志又带领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分工作人员到北平，安排接收了北平海关、东交民巷一带的外国商行办事机构。他还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处理了与商业有关的几项外事工作。例如，同美国共产党代表尼尔逊谈中美贸易，与苏联代表签订向苏联提供3万吨谷种的合同等。

　　姚依林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无论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或沦陷区的对敌斗争中，还是在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他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国家贸易部副部长，从此又开始为新中国的经济工作而忙碌、操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