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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受害者心态”，正在转变为对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认真思考。这一转变，是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的

　　文/周琪

　　随着中国的GDP以每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递增，最近几年来，国际上已经在谈论一个崛起的中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意味着什么，而美国政府内部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们也在认真地探讨，中国在亚太地区进取的外交政策，会不会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的挑战。当这些分析家们对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优劣进行评估时，他们大都是出自对中国外交意图的真正担忧，认为中国想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其实回顾起来，当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视同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时，它的政策并不是主动性的，而是被动性的。当时中国面临着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所造成的严重国际局面。事实上，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在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此时东盟国家因中菲之间在南沙群岛中的美济礁上的冲突，对中国提出强烈谴责，认为这是中国向一个邻近小国炫耀武力。

　　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帮助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并通过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来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例如，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贷款，通过双边援助向泰国提供了1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当然首先是为了使中国经济免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但它采取的方法不是以邻为壑，而是通过帮助东南亚国家摆脱金融危机来实现这一目的。中国的这种做法恰恰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的主导者，在金融危机中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国家提出的对策建议，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危机，而且美国拒绝向经济处境艰难的泰国提供双边援助。为此，美国的做法被东南亚国家广泛看作是从东亚金融困境中获利，是乘人之危，引起了它们的强烈不满。

　　虽然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助人为乐”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应付危机，但其效果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它在改变中国国际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中国此前所做的任何努力。可以说，中国国际形象的真正改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2003年，在曼谷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6%的泰国人认为中国是泰国最亲密的朋友，只有9%的人选择了美国，虽然美国是冷战中泰国的长期军事盟友和泰国产品最大的进口国。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国际上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国能否和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亚太地区和国际上的更大责任，同时其国力的发展给了它更大的自信，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外交。

　　根据其他亚洲国家学者的分析，虽然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们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原先被它们看作是一个贸易上的竞争者、外交上的强势者、军事上的潜在威胁，而如今中国被看作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亚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此，2003年11月《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惊呼，“在作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已被迫思考一个竞争对手的出现对于其利益来说意味着什么和应当如何做出反应。”

　　也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改变了以往对多边组织的态度，开始建立起同东盟组织的密切合作。不仅如此，1999年中国首次提出“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的新安全观；2001年在中国的倡议下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框架协定。

　　我们不得不惊叹，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受害者心态”，在改革开放仅20年之后就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今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对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认真思考。回想起来，虽然这个过程迟早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契机，转变的到来或许会推迟若干年。这可以说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