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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并不是一味地奉献爱心，而更应该用智慧，更有效地去做”

　　“如果你为慈善捐了100块钱，其中有10块钱被拿去交税了，你心里会不会不爽？”网民阿俊问记者。他在北京市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做义工，该机构自筹资金，替罪犯代养代教未成年子女。遗憾的是，这些孩子虽形同孤儿，但因为不是真正的孤儿，最终没有找到慈善机构挂靠，只能够作为企业在顺义区工商局注册，这就意味着连捐款都必须按照营业收入纳税。阿俊告诉记者，这令本来就艰难的助养事业举步维艰。

　　“大环境不具备，限制了民间慈善的发展。”《慈善家》杂志主编金子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风起云涌，数量估计达上百万，但实际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只有28万。与英美等国慈善组织实行登记制度不同，我国的慈善组织成立的程序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是民政部门在管，另一方面还要有主管单位“挂靠”。而最致命的阻碍则是资金募集的困难。金子介绍，目前我国对慈善募集有规定，比如需成立一个基金，起点是100万元。“但是首先这第一笔100万又从哪里去筹集呢？”金子告诉记者，因为不允许随便募集资金，很多民间慈善组织只能够在小范围内循环，往往是以个人捐赠为主，先榨干了自己，再榨干了亲属和所有的朋友，实在没有人榨了，手才伸向社会。导致一些民间慈善组织今年存在，明年就很难说了。

　　“很难，非常难，包括民间慈善组织的建立，门槛太高，公开募捐完全存在被定为非法集资的可能”，民间慈善组织“朵朵向善”的联络人丹曾多吉告诉记者，他正在研究有关民间慈善发展的课题，他告诉记者，美国到2005年民间慈善组织超过160万家，而香港募集善款则几乎没有资金的门槛。

　　资金的困境造成了民间慈善人的窘迫境遇，包括缺乏基本的生存保障。“在中国来说，义工这一块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和体系保障。”中国首位“慈善个体户”杨海的助手余昌盛承认，杨海的悲剧对他有所触动。从来没有社会保险的他，后来自己为自己购买了一份商业保险。 在国外,志愿者经历会被看作是选拔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而国内的不少民间慈善者则会因为去做志愿者而失去原来的岗位，或者在求职中处于劣势。北京大学教授，志愿者服务研究专家丁元竹表示，我国目前有很多志愿者的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例，其中一个原因是志愿者组织本身很弱小,没有能力保障志愿者的权利。

　　相比境外的能够自主发展，获得强大公信力和资金支持的志愿组织，这种差异犹如两重天。记者访问了无国界医生中国事务联络经理黄洁心，该机构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资金主要由私人捐助。黄洁心告诉记者，该组织对其成员有完善的保障措施，包括每月可得到约人民币6000元的补助，全面的医疗保险及休假。完成任务的志愿人员，则有“同辈支持网络”，让同样拥有救援经验的同事，支持刚回国的志愿人员融入回社会，还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为有需要的志愿人员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治疗。针对无国界医生在中国大陆得不到社会理解，黄洁心解释，除了宣传不足和家庭观念差异，还因大部分人成年后要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亦要考虑年老时的生活保障，欧美等福利国家的志愿人员，相对心理与实际负担较少。

　　“任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背后都有一套价值体系在支持，只有当经济、政治、文化同时得到发展,真正的公民社会形成以后，社会组织才会逐渐发达起来。”丁元竹认为，只有到那时，包括志愿者组织在内的民间慈善才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还是在自生自灭中顽强发展。令记者惊讶的是，即使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捐款，不论在北京通州关爱中心，还是在贵州大洞的“第九世界”，都有漂亮明晰的财务报表及捐赠用途。“不能够说你做的是好事，就不向公众透明，因为公众是有问责权的。”徐慎檀告诉记者，“我觉得就像世界上的财务制度，假设人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盗贼；社会对志愿者也是如此，他们既不是圣人——可以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是盗贼——要利用别人的善良而得到不义之财。”

　　中国的民间慈善者们也已开始在摸索中理直气壮地探讨“慈善利己”的出路。“朵朵向善”成员卉欣表示，“慈善并不是一味地奉献爱心，而更应该用智慧，更有效地去做。”她希望有一天，公民只要为慈善捐款，就可以适当减免税费，这样既做了慈善，也使个人得利。另一位成员“绿袖子”则希望在目前政策条件下，可考虑给予专职志愿者合适的补贴，金额并不奢侈，但能够保证人们养家糊口。丹曾多吉则建议，可根据人们做义工的时间提供福利优惠，建立类似献血者用血优先的制度。(罗雪挥 吴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