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3个月的时间，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工商银行的存款就流走了1000多万元。副行长曹兆宏说，这些钱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农村信用社，这都是县委一纸红头文件起的作用。

　　曹所说的“红头文件”是指今年4月份由托克逊县经四大班子研究决定后，以县人民政府名义下发的《关于托克逊县支持农村信用社储蓄及信贷工作的实施方案》。

　　文件中的主要内容是，全县财政供养范畴内的机关、事业、企业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县农村信用社存储。县级干部和高级职称获得者每人须向当地农村信用社存款3万元，科级2万元，一般干部1万元，存款期限为两年。

　　虽然文件中称，储蓄以自愿为主，但文件还同时规定，县委县政府将把这项工作纳入机关考核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考评重要内容，作为年底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无特殊原因不积极响应或是拒不执行的，年底考核评定为基本称职或不称职。

　　干部群众明显从文件中感觉到些许强制的色彩。文件一出台立即引来全国各地一些媒体的质疑。当地部分群众干部虽然对这一做法表示不满，但还是平静地接受了。他们对县委县政府的这个决定表示理解，“谁让我们穷呢？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办法啊。”

　　截至6月底，全县干部群众已向信用社存款1400多万元。

　　从资金窘境中突围？

　　据了解，“红头文件”下发后，当地两家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在短短3个月内，储蓄存款就分别流出1000多万元和1200多万元。

　　“扰乱了当地正常的金融秩序。”很多人给这一事件这样“定性”。

　　“县里不应该用这种强制的手段干预人们的存取款自由，解决资金紧张应有更好的办法。”还有一些人对县里的做法表示不满。

　　“王家斌的胆子就是大，这么明显的错误他也敢犯。”当地很多群众干部私下议论。

　　在财政系统干了20多年的县委书记王家斌，把这次选择叫做突围。他的意图非常明确，想利用带有强制的“揽储”方式，暂时缓解农村生产资金紧张的状况，从本地经济发展长期被资金围困的窘境中突围出来。如果全县5000多名财政供养人员都能够按照“文件”存款，保守估计也有8000万元。

　　而他的这次“突围”，有意无意间也冲击了现行的政策法规，冲击了现行的体制。这样一次被人们视为冒险的突围，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县委书记触政策黄线

　　“搞不好要丢官的。”上任19个月的县委书记王家斌心里非常清楚，这种做法有些地方不大符合政策规定，触及了政策黄线。

　　“与其苦熬等死，我宁愿选择冒风险。”王家斌摊开他的家底。

　　托克逊县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西部，全县人口11.5万，其中农村人口8.5万，是属于靠国家补贴过日子的穷县。

　　“想干事，干不成，问题就出在手上没资金啊！”王家斌把着手里不多的钱，细细盘算。

　　为了加大调整产业结构力度，县领导班子今年从财政中拿出了1100万元投入产业结构调整。这个投入是去年130万元的近10倍。

　　为了省钱，全县党员干部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义务劳动为农民挖下1300万个树坑，种下1300万株红枣树，平均每个党员干部挖300个，县委书记、县长也不例外。这是托克逊县20年种树的总和。

　　为了省钱全县100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突击队，不计分文地奔赴白杨河治理改造工程，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一干就是80多天，县里四套班子领导全部上阵。这种场景在托克逊史上前所未有。

　　“等是等不来经济发展的，群众百姓不想等，党员干部不想等，我们这些父母官有什么理由等？”王家斌说，自己和县政府一些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些“特殊做法”，可能有不尽合理之处，但干部群众慢慢会理解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被银行遗忘的角落

　　“要有更好的筹措资金的办法，就不冒这个险了。”王家斌有些无奈。

　　这几年，各大商业银行的“口袋”都捂得比较紧。托克逊县农业银行行长徐玉梅说，近两年，除大型企业质押贷款和信用企业贷款外，几乎没有给农业生产发放过贷款。一些人士认为：银行忙着上市、资金沉淀太多、信用额度门槛过高是造成给农民贷款少的重要原因。

　　而其他商业银行的态度也与农业银行大同小异。工商银行副行长曹兆宏也婉转地说，一个盘子里就那么几块肉，夹来夹去只是从这个盘子里夹到那个盘子，对于县上的做法虽有意见，但不好作评论。

　　一位工商银行人士承认，工商银行没有给县工业园中的企业贷款，主要是信用额度以及银行本身沉淀资金过多，再有就是上级行没有授限。

　　据有关资料显示，西部县域经济正成为被金融机构“遗忘的角落”。近几年，由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不景气，以及地区信用环境恶劣等诸多原因，工、中、建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纷纷向中心城市收缩，县级支行被大幅度撤并，县内许多企业想贷款也找不到“庙门”。

　　与商业银行形成反差的是，托克逊县农村信用社几乎包办了全县农业贷款的全部，占各金融单位给农村贷款总额的98%。仅2006年春季给农业生产的贷款就达到1.4亿元，占该信用社资金总量的一半还多。

　　“帮信用社就是帮农民，就是帮我们自己啊。”决定下发那个红头文件的那一刻起，王家斌就面临着政策风险。而这种触及政策黄线的冒险，说不定要丢“乌纱帽”的。

　　“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冒险一搏，为百姓做事真的丢了职，我们也认了”，王家斌的语言中带着一股悲怆。(梁建春 本报记者 刘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