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军80周年前夕，记者带着有关党与军队关系方面的问题，访问了全国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

　　记者：纪念建军80周年和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在全国全军掀起了学习党史、军史热。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正确认识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追根溯源，深刻理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是否应当从我军是从哪里来的谈起？

　　石仲泉：“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在我们国家，党史和军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武装斗争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当时，我们党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可资借鉴。怎样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当时首先考虑的仍是城市武装暴动。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掌握自己武装力量的开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时也揭开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正式诞生。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城市武装起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因而也没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最初也是打长沙，只是没有打下来才转向井冈山的，并非一开始就决定到农村去的。直至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这时已经历了多次城市武装起义的失败，中央才决定暂时不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长期实践，才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

　　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是在1933年6月底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并正在准备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这时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革命政权和红军的鼎盛时期，当时全国有13块红色根据地，总面积4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四个江苏省，人口3000多万，红军有30多万。为了准备迎击敌人发动的比前几次更疯狂的第五次“围剿”，需要展现红军的力量，鼓舞革命士气，故中革军委在当年6月30日作出决定，苏维埃中央政府7月11日批准，在8月1日举行阅兵式，隆重纪念第一个建军节。历史事实表明，在我国，是先有党后有人民军队，从一开始我军就是党缔造和指挥的。

　　记者：毛泽东同志早就生动形象、言简意赅地指出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有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指出：“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回顾80年的我军成长史，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党与军队的关系呢？

　　石仲泉：“党指挥枪”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矛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战略前提分析下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曾深刻论述过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也指明了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特点不同，他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正是从抓武装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要拜孙中山为师，也要拜蒋介石为师。

　　在中国，我们党是靠武装斗争发展壮大的，是靠枪杆子打出天下的。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共产党员在兵权问题上决不能患幼稚病，上反动派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同时，他又明确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内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遇到的最大一次危险，就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这种“以枪指挥党”、摆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倒行逆施，给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我们必须永远记取这一历史教训。

　　记者：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自不待言，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然要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石仲泉：回顾建军80年的历史，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战争年代仅22年，其余58年均属和平建设时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80年始终。这是中国特色人民军队的一个鲜明特征。为什么这样讲？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这丝毫不影响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党的领导与军队的根本利益、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对立的矛盾。既然如此，党执掌全国政权后，牢牢掌控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武警等人民武装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国防、防御外敌入侵及内部颠覆尽其神圣职责，这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毫无疑问，党的绝对领导，也必须在国家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实施对军队的正确领导，这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记者：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在我军长期贯彻执行的一系列完整、成熟、具体的根本制度中。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对军队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石仲泉：是的。这充分说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然而，有的人以西方国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国家体制作为参照系，盲目照搬并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显然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国家，当然要领导军队。这是以往的历史形成的，也是目前的国情决定的，不是由谁的主观愿望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在我们国家，怎么能将军队同党、党同国家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呢？军队从来就是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怎么能“非政治化”呢？显然这是有悖常理的。谁都明白，“军队国家化”等口号只是一种形式。不同的国家对军队的领导和管理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这不同的形式都由是否符合各自的国情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政党轮流更替的制度，但无论怎样更替，其本质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掩盖不住军队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实质。在中国，既然不适合搞什么“两党制”，那么鼓吹“军队国家化”等，如果不是书呆子的天真幼稚，就是政治上另有所图。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都告诉我们，唯有加强并不断改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够筑牢执政党建设的根基，才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长治久安。

　　记者：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不正是由于党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吗？

　　石仲泉：要警钟长鸣呀！在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丝毫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和削弱。从总结建军80年历史经验的角度，我考虑有四点尤须高度重视：一是任何时候军队都要听党指挥，做党的忠诚战士；二是牢记我军宗旨，当好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永远做人民子弟兵；三是坚持讲团结，讲和谐，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团结；四是随时做好打赢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各种准备，出色完成时代赋予人民军队的崇高使命。(罗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