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再破与渐立渐破——中国特色的“权威推进型”

　　短短10年，从理论到行动，法治已大踏步走进生活：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维权能力、法律的影响力……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

　　目前，中国有22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68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200多件地方性法规，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近3年来，各级政府加强依法行政，复议机关共解决行政争议20多万件；“四五”普法期间，8.5亿普法对象接受教育；2005年底，全国共有8516个政府法律顾问团……

　　“10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改革司法体制、尊重保障人权、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李林如是总结。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蒋立山认为，我国的法律改革与秩序治理，服务于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表现出明显的“政府推进”特征。中国在社会转型期，走的是一条“先立再破”、“渐立渐破”的谨慎道路，始终注重秩序稳定，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先破后立”。

　　“变革的稳步推进，打破了西方‘自然演进型’模式，开创了一种典型意义的‘权威推进型’法治变革模式。”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黄文艺也赞同这一看法。他认为，正是党和政府对现代化建设坚强有力的领导，防范和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发生的严重社会问题，保证了法治建设事业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稳步推进。

　　与会的许多法学专家都表示，现代法治在中国的确立和形成，不仅仅是人们行为规范的变革，更是生活方式的转型。由党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的持续了20多年的全民大普法，是我国10年法治进步的重要经验。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教授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法治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坚持自上而下政府推动与自下而上公民参与的创造性相结合，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十六大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进入关键期——法治国家离我们有多远

　　10年来，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参与研讨的法学家们也认为，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然有很长的路。目前，依法治国正进入关键期。

　　“中国的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共识，法治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当代中国法治要更加注重民权、民生，强调法律的可持续发展。”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教授如是说。

　　以上访现象为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国明教授认为，如今的社会矛盾，“是非之争”更多地被“利益之争”取代。公共财政缺失，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成了利益争议的一方，导致其政治权威受损，调处矛盾能力减弱。由此，社会矛盾就会升级，导致无政府状态出现；或因矛盾一方对当地政府缺乏信任寻求上级政府的介入，形成上访。

　　他说：“从公权力运行机制考察，中国的法治尚处于低度发展的时期。利益冲突，钱是关键。要加强人大对预算的监督，变形式性审查为实质性审查，更好地约束政府权力。这种法治的方式，引发的社会震动甚微。”

　　“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快速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法律秩序和法治精神生长缓慢之间的矛盾。”蒋立山认为，主要表现为社会上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守法精神淡漠、法治效率较低、维权成本过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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