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佟麟阁与赵登禹两位以身殉国的将军，对“抗日雄师”29军军长宋哲元的归结则要稍微复杂一些，争议之一是：对于卢沟桥事变，他幻想和平解决，因此缺乏作战准备，导致平津很快陷落。但后人为宋哲元盖棺定论，考虑他一生大节，仍然尊称他为抗日名将。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惠兰是宋哲元的外甥女，也是宋氏一脉在国内仅有的几个至亲之一。李惠兰教授毕业于津沽大学，一直都在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与当年一些抗战名将及其后人相熟，因此说起发生在70年前的那段历史，在她看来，“轻车熟路”。

　　“七七事变”的时候，我只有七岁，当时住在天津，跟姥姥一起生活。我的舅舅宋哲元最孝顺了，他经常到姥姥那里去，即使是去北京，他也会到姥姥那里去辞行。

　　我看遍了关于“七七事变”几乎所有的书，我认为宋哲元是坚决抗日的，因为在1933年喜峰口战役之后，他还给29军题词“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936年，他又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军人的本色是保卫国家，保卫民族，坚决不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当时蒋介石调了很多人去红区打共产党，他坚决不去打仗。

　　29军驻京后，常与日军发生冲突，然后就是无休止的调停。按照舅舅的脾气，立马就会跟日本人打仗，而蒋介石给他的对策则是与日本人拖延，以为国防争取准备时间。宋哲元没有办法，就在1937年2月离开天津回到老家山东乐陵扫墓，暂时回避，将军务交由属下负责。

　　“七七事变”发生后，舅舅从山东乐陵返回，7月15日，在他的寓所主持召开了29军主要将领会议，研究当前形势与对策。在这次会议上，29军将领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当时，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等人主和，而冯治安等人主战。尽管如此，宋哲元还是毅然在16日给37师师长冯治安下达了“确保北平，迅速扑灭卢沟桥、丰台之敌”的作战命令，同时把这份作战命令上报蒋介石。

　　然而，由于被大量亲日分子所包围，宋哲元仍然对和谈存在幻想，从而使备战不足，这恰恰中了日军的“缓兵之计”。7月26日，在调来大量关东军后，日军给宋哲元下达最后通牒，要求37师在28日把军队撤至永定河以西。宋哲元严辞拒绝，同时发布守土通电。蒋介石给宋哲元下达的命令是守城3日，等待孙连仲等援兵到达。7月28日上午，战斗打响，29军奋勇杀敌，宋哲元发布了愿与北平共存亡的全国通电。

　　但是到了28日下午，北平形势突变，当日下午3时张自忠去见宋哲元，向宋哲元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宋哲元时任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宋哲元听后，立刻写下让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的条子，夜间与冯治安等率领部队离开北平。而蒋介石在28日也给宋哲元下达了离开北平的命令。28日晚，37师所部全部离开北平。

　　“七七事变”后不久，宋哲元升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四个师扩编成三个军，当时仍在河北省作战。这三个军，一个是由原来的37师改编的77军，一个是天津李文田在天津抗战之后带出的38师，改编成59军，再一个就是29军的一四三师改编为68军。无论是“77”、“59”，还是“68”，都是为纪念七七抗战而专设的番号。七七抗战的所有荣誉都给了29军了。

　　可以说，宋哲元是被挤出北平的，他心里特别难过。退出北平后，在收拢他的军队的时候，他的血压已经高到180了，只能躺在汽车里打电话指挥作战了。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糟糕，由血压高造成的肾病也很严重，全身浮肿，他已经不能在军队里生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动提出辞职，去后方修养，1938年到了湖南衡山，1940年又去了四川绵阳，不久在那里病逝。

　　宋哲元(1885～1940)

　　山东乐陵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从军，北洋陆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服役于冯玉祥部。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瓦解被张学良整编，宋哲元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1935年6月二十九军移防平津，宋哲元被推上了中日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这以后的两年间，他同时还出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掌握华北的军政大权，可以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是经历“七七事变”的转折，他在事业和个人健康上经受了双重打击，郁郁寡欢，不久就得上了肝病，病情日渐恶化，于1940年3月回到其夫人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4月5日，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4岁。(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