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80年前的南昌起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崭新篇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纪念建军80周年之际，回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越发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和唯一选择。
武装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结论，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我们认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
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直接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矛盾，认为暴力革命是由国家性质和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同时也绝不放弃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方式进行斗争。列宁也指出，革命就是战争，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不仅适合当时的资本主义工业国，而且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使得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等封建军阀所篡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削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遭受屈辱压榨的情况并没有改变。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遭到彻底失败。此后，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逐步建立起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为社会基础的新军阀统治。中国社会的这一状况，就“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为在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者，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会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维护其既得利益。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只有拿起枪杆子，以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彻底获得解放。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当然，在中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又有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和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力量首先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中心城市。而在中国，由于无产阶级力量不强，不具备首先夺取城市的条件，而是应当首先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特别是在各省交界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集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仅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武装夺取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唯一的正确道路
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若干严重的不利于革命的变化。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处在一个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过程中，但它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那时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国内反动派，正在进行新的勾结，他们正在向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进行最残酷的反扑和进攻。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对外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没有民族独立；对内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民主权利，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处于这样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必须拿起枪杆子，建立和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义无反顾地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舍此别无他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
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看，建立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这是中国当时进行武装斗争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任何革命本身都意味着深刻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所以革命的爆发往往是社会发生危机的结果。当时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和压迫，纷纷通过各种形式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和反抗。南昌起义以前，中国的工农群众就已经行动起来，普遍地要求掌握武装。他们跑到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去要枪要手榴弹，自发地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这足以说明他们已懂得：在残暴到极点的敌人面前，离开了武装，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民主权利；自己如果没有武装，也就没有一切。
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紧密结合起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具体国情出发开展武装斗争的显著特点。中国的革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广大的农民同盟军。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深受压迫和剥削，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而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因而无产阶级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才能建立起革命力量的深厚社会基础，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有机结合起来，对于开展武装斗争特别是巩固和发展武装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我们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且国民党统治力量主要集中在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这一特殊国情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举行武装起义，绝不能仿效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所采取的长驱直入、靠打硬仗夺取敌人控制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在武装起义胜利后，既不能一味向城市进攻，迷恋占领城市，也不能东流西窜，搞流寇主义。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向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农村进攻，寻求立足点，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保存起义武装，巩固和发展武装起义的成果。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然要从农村入手，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
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党正是在逐步克服以城市斗争为中心、企求速战速胜的“左”倾错误后，才全面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以武装斗争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形成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打败拥有优势装备、异常凶残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后赢得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雄辩地证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是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80年弹指而过，人民解放军已经从革命战争时期在党领导下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今天，巩固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同样离不开“枪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至关重要，须臾不可削弱或动摇。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主席全面分析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我国安全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拓展了我军的职能,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目标，提高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标准，体现了党的历史任务对我军建设的新要求。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是建立巩固的国防、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战略需要，是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的内在要求。只有始终坚持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才能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续写人民军队辉煌历史的新篇章。 (戴维民 王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