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中国典籍，发现史册里有不少关于历代皇宫奢靡的记载，但不能说奢侈浪费是中国的“国粹”，当今，这一恶习在一些地方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山西河曲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政协开会发的是中华烟，每人4盒，光香烟就花费6万元。该县政协“关于批拨会议经费的请示报告”这样写道：去年县政协例会，决算经费17.3万元，今年换届会，增支因素多：伙食费增支1.35万元，工作人员补助增支8000元，香烟增支6万元。因此，今年恳请批拨会议经费25万元。

　　另据报道，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区一个乡镇的几名工作人员，6年间仅在附近一家个体饭店吃喝欠款就达13万元。镇政府还赖账不付钱，以致店主起诉于法院。而山西临汾尧都区政府的奢侈则更胜一筹，干脆将天安门“复制”了一份，置于辖区内，理由是“老百姓到北京不方便，现在不出临汾就能看到天安门。”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铺张浪费之风严重，加重了群众负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今春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将这种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行径，斥之为“奢侈腐败症”。

　　在这类奢侈官员中，其奢侈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什么开会啦、接待客人啦、招待领导啦、工作上的特殊情况啦，等等，不一而足，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说是为了“公”。

　　这个所谓的“公”，遮住了奢侈的动机，加重了治国的成本。可见，治疗“奢侈腐败症”，应从思想意识深处去掉“公”的树阴，在阳光下对奢侈者进行问责。(文/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