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0日电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近日将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处没收的337万余澳元赃款移交给中国警方。《瞭望》新闻周刊刊文指出，追回涉案款项，可以摧毁外逃贪官的生存基础，是中国拓宽“追逃”思路的新进展。中国在追捕外逃贪官方面，必须下力气研究国外法律制度，使之与国内追逃手段对接，为我所用。

    贪官外逃手段翻新，显示中国必须将追逃工作重心建立在加强国际司法协作上。专家表示，当前中国“追逃”贪官越来越依靠国际司法协作。而在各国法律制度不同的背景下，有关部门须主动研究、善于利用国外法律制度，积极建设追逃的“法制接口”，从研究国外法律体系入手，从广泛开展国际司法协作入手，加大力度，始终对在逃贪官保持强大震慑力，赢得主动局面。

    受访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应广泛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缔结引渡条约。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说，现在很多个案，是从国家之间共同利益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角度出发才获得解决的。而有了条约以后，就变成法定国际义务。从国际趋势来讲，西方国家和所谓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引渡越来越容易，而与之相反的国家，开展引渡越来越难。对此，要想办法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缔结条约谈判，最终用条约的方式明确他们的义务。

　　用探索精神研究这些国家的法律和相关制度，积极寻求替代措施。熟悉加拿大、美国等国法律的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李洪积律师说，在不能开展引渡合作的情形下，可以利用美国、加拿大法律想别的办法。比如，高山案就可以在加拿大利用民事起诉的方式迫使高山就范。有关部门不能一味地等待加方启动遣返移民程序。实际上加拿大1999年修改了引渡法，规定加拿大的外交部和外国的外交部门可以达成个案协议，开展引渡合作。当前有关部门对外国引渡制度的研究还非常薄弱，靠的都是以往的经验，这个局面可以通过加强研究加以扭转。

　　黄风认为，当前要对相关领域内的专业人员进行涉外法治知识培训，部门之间要有密切协商机制，对于复杂的司法协助工作，要进行策略性研究，选择更合适的方式进行国际司法协助活动。

　　有专家建议，中国在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对地区性公约、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认真进行研究。如美洲国家制定的《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欧洲国家制定的《打击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的腐败公约》《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等，探讨加入的可能性。

　　加大对涉嫌犯罪的外逃贪官的证据搜集。黄风说，在一些案件中，有关部门没有预计到引渡的复杂性，人跑了以后，搜集证据的工作就放松了。其实越要人回来，越要收集证据，还要注意收集证据的程序合法。在西方国家，决定是否引渡是法官，而不是外交部门。证据材料以及收集这些证据程序是否合法很重要。如果有关部门不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充分，中国的引渡请求就得不到回应。对于尚没有追回来的贪官，当务之急是丰富各种证据，并且一定在熟悉对方法律的情况下，来考虑我们搜集证据的程序、内容是否立得住。对贪官外逃这类犯罪，通过引渡的方式来实现遣返是比较正常的手段。

　　追回涉案款项，摧毁贪官生存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专业博士生褚福民认为，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承认腐败犯罪存在被害人，并赋予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而且，在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提起公诉的情形下，被害人根据《公约》享有可以不经过刑事定罪而获得这类财产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在腐败案件中被告人在逃的情况下，被害人可以根据《公约》的规定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就被告人侵权给他造成的损害要求民事赔偿。如果被害人无法确定，国家可以代为提起民事诉讼。在追逃案件中引入民事诉讼追回涉案款项，会使外逃的贪官缺乏生存的基础，这个措施对于打击被告人在逃的腐败案件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郭奔胜 傅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