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通高53.35米，建筑面积721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是亚洲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花团锦簇的哈尔滨市圣·索菲亚广场，鸽群飞掠，游人如织。

　　广场中心耸入云端的圣·索菲亚教堂，那墨绿色、洋葱头形的顶端，神秘幽深的窗棂，赭红色的砖墙和厚重的大门引发了我对这座教堂，这个城市的种种联想。我想知道那些逝去的历史场景，这需要采访那些过来人。我在广场上徘徊，听到欧美各国游客交口称赞中国政府竟然把这段特殊的历史遗迹保护得如此完善。心中不禁增添几分骄傲和自豪——让世界由此看到中国正大步迈向文明与法治吧！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和几位垂暮老人见了面。他们的回忆，为我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场景。

　　“白俄”跑反逃往东北

　　1917年，“阿芙乐尔”号军舰一声炮响，摧垮了俄国政府，昔日的王公贵族纷纷出逃。

　　年过九旬的王君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他12岁时和父亲跑崴子(海参崴)倒腾皮货，遇到过俄国人“跑反”的情景。他们用金条和首饰雇中国民工推车、扛箱子。每天，都有几十伙、上百人从大路和小道上不分昼夜地往中国跑。资本家尼古拉耶夫关掉工厂，收拾起黄金、珍珠，用两块金条雇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连夜举家出逃。庄园主安德烈及其家眷骑上自家的骏马，分散逃生。逃亡者的行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神职人员，一些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因家道中落，已沦为平民、乞丐甚至妓女、小偷的人也裹入了流亡者队伍。流亡者们或昼伏夜出、或日夜兼程，以从未表现出来的体力和勇气穿越西伯利亚野兽出没的莽林，涉过人烟罕至的荒原、沼泽，朝着心目中能够得以生存的地方逃去。

　　中国东北是大多数俄国流亡者首选的逃生之地。它毗邻俄国远东地区。1896年，以强凌弱的沙皇政府在东北修建了中东铁路，俄国人就此踏入中国东北地区。1898年7月6日，俄国人开始修建中东铁路支线，招募了10万中国筑路工人把这条横贯远东，联接中俄两国的干线从哈尔滨往南延伸到俄国租借的海军基地——大连旅顺口。中东铁路的开发，把成千上万的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商人、警察带进中国东北。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后，它的势力范围退缩到黑龙江的哈尔滨一带。由于这种历史原因，使得俄国人对中国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具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俄国流亡者把哈尔滨做为首选的落脚之地。中国人把俄国流亡者称之为“白俄”。他们当中不少人由于仓皇出逃，两手空空，成为赤贫的难民。而另一些带有黄金、珠宝、珍贵物品的人，落脚之后继续经商置业，仍然过着富豪的日子。白俄大逃亡的前两年，常住哈尔滨的俄国居民已达3·6万人之多。1920年以后，哈尔滨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见逃难而来的俄国人了。据1922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哈尔滨48万城市人口中竟有12万灰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俄国人，已占到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没有对亡命“白俄”采取制止和遣返措施。

　　构筑殴式之都

　　在20世纪头的几年里，哈尔滨就像一个繁忙的大工地。满眼是砖瓦沙石，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楼群拔地而起，街道伸展延续，与城郊的帆影炊烟、乡间集市及茅舍田园形成鲜明的对照。伴随着20世纪而诞生的哈尔滨，赋与俄国人以生存、创造的空间。他们开始大兴土木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透笼街的圣·索菲亚教堂，始建于1907年3月，是参与中东铁路建设的沙俄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的随军教堂。同年，由俄国茶商斯嘉科夫出资，在随军教堂的基础上重新修建了一座全木结构教堂。四年以后，人们又在木墙外部砌上一层砖墙，形成了一座砖木结构的教堂。到1923年，圣·索菲亚教堂进行第二次重建，历时9年，于1932年11月落成。重建后的圣·索菲亚教堂以肃穆凝重、宏伟壮观、典雅脱俗的拜占庭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教堂通高53.35米，建筑面积721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是亚洲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俄国人在哈尔滨的几个城区里先后修建了十余座名称各异颇具规模的教堂，这些教堂，有的张扬拜占庭的建筑风格，有的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特点。那时，每当礼拜日的清晨，日落时分，教堂骤然响起祈祷的钟声，使得东方古国的塞北名城哈尔滨笼罩着浓重的欧洲宗教气氛。这在信奉佛道的旧中国，真是别具特色的一道景观。

　　位于道里区的中央大街则是一条颇具欧洲城市风格的街道。这段约1400米长、30米宽，用花岗岩条石铺砌的马路，是30年代哈尔滨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俄国犹太富商在这儿建造的马迭尔宾馆，也和中央大街一样，现今已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历史文物。埃德加·斯诺、宋庆龄曾在此下榻……

　　东方小“巴黎”

　　上个世纪20年代的哈尔滨之夜，扑朔迷离的霓虹灯使得城市充满了诱人的梦幻。年逾90从事了一辈子文化事业的学者张老先生这样描述着当年的情景：当年，中央大街两侧，商厦、酒楼的霓虹橱窗彻夜闪烁。俄文广告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显示着在故国已被禁止的资本主义商业却在这儿继续生存。

　　在“阿尔卡萨”餐厅希腊式圆柱支撑在包厢里，食客们在喷泉间凭栏观赏着旋转舞台上表演的歌舞；在“凡塔西雅”餐厅，吉卜赛情调的旋律奏出了靠变卖家财过活，不知归宿何在的歌手们的忧伤；而在情歌缠绵的夜总会里，俄国妓女们忙着接客。

　　白天的时候，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在街道上往复穿梭；挂着“老巴夺”香烟广告的公共汽车招摇过市；马蹄“得得”的四轮马车载着俄国贵妇人在街上来来往往。冬天的街道上，马车夫则坐着俄式马拉雪橇招揽生意；俄国小孩在空地上玩“拉卜达”(俄式棒球)游戏，或紧紧地围住中国小贩的摊床，盯着山楂糕、糖葫芦久久不肯离去。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的还有推着童车的俄国少妇、夹着圣经，留着一把大胡须的神父、寻找生意的商人和百无聊赖的酒鬼。

　　白俄倾心于法兰西情调。竭力地以巴黎为偶像，营造欧洲文化氛围。1922年，哈尔滨的俄侨模仿法国，举办了首次选美大赛。而模特表演，则经常性地在马迭尔宾馆大厅里频频举办。那时，俄国艺人经常顶着漫天飘洒的鹅毛大雪，在中央大街上卖艺。这种传播艺术同时获取些许施舍的表演形式，至今在俄国本土上还能看到。最具影响的当属服饰文化。中国商人脱下了长袍马褂，扔掉了瓜皮小帽、穿上了西服、扎上了领带、登上崭亮的皮鞋、夹着皮包，到生意场上与俄商周旋。而在冬季，他们不忘披上俄国的纯呢大衣，领着缠有俄国银狐围脖的夫人，去参加上流社会举办的“派对”。一般的中青年妇女则比较普遍看好并大胆地接受“布拉吉”(俄语：裙子)。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先锋、前卫的。

　　“我爱俄罗斯，更爱中国”

　　在采访中，从事了一辈子民政工作的吴老告诉我：20世纪初，哈尔滨趋向于朝国际化都市方向发展。除大量的俄国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波兰人、捷克人和为数不少的俄籍犹太人。他们能够在哈尔滨和中国东北各城市中站住脚，因此逃脱了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屠杀。

　　在几十年的共同相处之中，俄国侨民们加深了对中国人的了解，感受到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和特有的善良天性。许多俄国人在与中国人共事过程中，开始接受中国文化。他们掌握了难学的汉语，学会做中国饭菜，过中国的节日。在春节期间，走访宴请自己的中国朋友。俄国人和中国人通婚的情况也不罕见。6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一部分持有苏联护照的俄侨回到祖国，而相当一部分俄侨迁居第三国。

　　在采访过程中，适逢一位澳籍俄裔哈尔滨人尼古拉·沙依克从澳大利亚回到哈尔滨牡丹江地区寻根访友。沙依克的祖父是在十九世纪末沙俄政府修建中东铁路时，赶着马车和大批俄国人一起来中国的，并在哈尔滨安了家。沙依克的祖父先是在哈尔滨远郊放蜂收蜜，生活日趋富足。沙依克1939年出生在哈尔滨，他以流利的汉语回忆着那时的田园生活：“俄国人和中国老百姓友好相处，相互信任。俄国人不擅长种菜。如果一时没有钱买土豆、洋葱、西红柿，只要说一声“记账”，就可以把自己需要的蔬菜、水果拿回家。而中国人从俄国人的面包店赊面包，也是言语一声就行。“沙依克的祖父收蜜时，总是不忘给周围的中国邻居送点上好的蜂蜜尝尝。而中国农民们则常把不同时节收获的蔬菜、水果给他们送来尝鲜。这种同一环境下的友好相处，使得各自民族的感情表达、风俗民情、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得以交融，并被对方有选择地接受、吸收。

　　沙依克说：“15年来，我20多次返回哈尔滨。除了对这里有太深的感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哈尔滨的俄罗斯文化遗迹情有独钟。”看到修缮一新的圣·索菲亚教堂流光溢彩，他激动地说：“要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国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今年初春，在哈尔滨出生的俄罗斯人萨沙从圣彼得堡远道而来看望分别了30多年的姑姑伊万诺娃。年已86岁高龄的伊万诺娃，幼年随父母流亡哈尔滨。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医药商店工作。1978年退休。前些年丈夫去世，儿女均定居国外，她却执意留在哈尔滨，她说：“自己更适合在这儿生活。”因为20余年来，每个月都是商店经理和主任亲自上门给她送退休金。逢年过节，商店同事和退休的老姐妹们都走马灯似的前来看望她。

　　萨沙听了姑妈的诉说，激动地对中国朋友说：“这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好，哈尔滨人好，我也是哈尔滨人。中国，我的妈妈。俄罗斯，我的妈妈。我爱俄罗斯，更爱中国！”在哈尔滨老一代人和俄侨的往事回忆中，有着无数类似的故事。

　　1997年11月1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在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陪同下，拜谒了苏军解放东北纪念碑，游览了中央大街。在松花江畔抗洪纪念塔广场上，田凤山指着纪念塔上的群雕告诉叶利钦说：“1959年百万军官抗洪抢险，保住了北方名城哈尔滨市。当时仍有10多万侨居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他们也参加了抗洪。在这座纪念塔的群雕上有俄罗斯人的塑像”。叶利钦总统听了介绍，激动不已地说：“让我们共同向自己的同胞致敬吧！”说完，与田凤山省长一起向巍然屹立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军民抗洪纪念塔深深地致了三鞠躬。

　　钟声与鸽子

　　结束了对俄国流亡者当年进入哈尔滨的那些历史轶事的采访后，一个节日的下午，我又回到圣·索菲亚教堂广场。广场工作人员告诉我：正在扩建一个巨大的“哈尔滨建筑艺术广场”。多么贴切的名字！它广义地把教堂、中央大街和能够反映20世纪初及以后若干年间哈尔滨的历史发展、建筑遗址与人文景观都包容在一起，真实地展现给人们。我国政府已经把这些历史遗迹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为这些文物经历了20世纪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体现了俄罗斯民族长期形成的独特的心理素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我国政府及时而严格地对其依法保护，这不仅圆了历史学家求真务实的梦，也雄辩地告诉世界：伟大的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走向法治与文明。

　　夕阳斜照。应友人之邀，我乘电梯登上毗邻圣·索菲亚广场的一座大厦顶楼，眺望市区。在鳞次栉比的大厦之间，高低错落的哥特、拜占庭式楼阁，使人联想起20世纪初，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进的情景。新思潮与旧传统在这座城市里激烈碰撞、冲击，而当年的哈尔滨恰是接纳西方文化经俄罗斯输入中国的驿站。这就是哈尔滨这座北方名城的历史意义和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圣·索菲亚教堂响起了节日的钟声。这悠扬、悦耳的钟声，飞出城堡，弥散在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我看见在回荡着钟声的天空上，掠过一群群鸽子，放飞着人们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