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那么，最高检有何对策？

　　童：我们希望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比如工商、质检等部门每年处理大量的行政违法案件，其中不排除有些案件涉嫌犯罪。通过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可以使这些案件及时进入司法程序。

　　新京报：这几年司法工作人员的犯罪频发引发了很大反响，原因是什么？

　　童：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培根就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危害更大”。如果说其他犯罪污染的是水流，司法人员犯罪污染的就是水源，所以社会危害较大，社会反响也较强烈。司法人员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个人因素外，从检察机关看，有些环节特别是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环节，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新京报：最高检前年开始力推职务犯罪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是否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童：不错。推行这一制度，首先是为了规范我们自身的执法工作。摄像头对着你，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之下，还能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吗？同时，这也是对办案人员的一种保护。过去有些被告一到法庭就翻供，说办案人员刑讯逼供。

　　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可以比较有力地证明办案人员讯问时是否搞了刑讯逼供。

　　海外引渡追逃要穷尽所有途径

　　追捕外逃贪官、追回外流赃款，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固定的程序还在探索中，我们的原则是所有可用的途径都要用上。现在，贪官逍遥法外的空间在减少。

　　新京报：学界有声音说反腐已进入“深水区”，触及到一些体制问题，比如去年社保领域的系列案件，你怎么看？

　　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借用“深水区”的比喻，我认为反腐工作正在步步深入，一些职务很高的国家工作人员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些犯罪新领域的揭露，也是一个标志。至于社保基金领域出现腐败犯罪案件，还不能说这就是体制性腐败，只能说明腐败渗透领域比较广，已经进入一些比较新的领域。腐败就像癌症，发现和治理不及时，就会不断扩散。社保金系列案件说明我们反腐的触角也在深入延伸。

　　新京报：但是有些领域大案要案频发，有些岗位被称为“前腐后继”，难道仅仅是个人因素？

　　童：当然不仅是个人因素，很多腐败现象的发生是监督不健全的问题。在一些行政审批权比较集中的领域，监督制约不到位，滥用权力就难以避免，所以一些岗位出现了“前腐后继”，还有“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办一个案件牵出一大串，有的高级官员就是查处其下属人员犯罪时被牵出来的。

　　新京报：本月最高检从日本引渡了一名职务犯罪嫌疑人，追捕外逃贪官在目前的司法框架下是否可能有一些突破？

　　童：对追捕外逃贪官，高检院一直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对于两国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的，我们目前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利用国际公约，比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二是借助地区机制，比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机制等。固定的程序还在探索之中，我们的原则是所有可用的途径都要用上。现在国际合作的工作在加强，贪官逍遥法外的空间在减少。

　　-同题发言　“发言人的分数留给记者来打”

　　新京报：你怎样理解发言人和记者的关系？

　　童：新闻发言人是作为一个机关的新闻发言的代表，是媒体和这个机关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所以我们和记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新京报：你是否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童：从来没有。有些东西我们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披露，如果按照规定不适合披露，也是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希望大家理解。

　　新京报：怎样理解《信息公开条例》中的“及时”和“准确”？

　　童：对于检察院来看，这需要考虑每个案件的情况，侦查的案件本身就不是那么千篇一律，我刚才也说过了，得符合诉讼的规律，前提是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但是能够公开的案件案情，我们都会及时公开，比如大部分案件进入起诉阶段就可以公开，一些社会关注度特别高的案件，我们在批捕阶段就对外发布。

　　新京报：从你做新闻发言人的这段时间来看，检察系统的信息公开程度有哪些变化？还会有哪些变化？

　　童；过去检察机关往往是等审判之后才与法院一起公开案件有关情况，但是现在很多案件进入起诉阶段时，我们就已经向媒体披露。刚才也说到，对一些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案件，在批捕环节我们也已经向外界公开了。

　　“检务公开”应当与时俱进，就是说随着国家的法治进程而更加开放和透明。对于“检务公开”的具体内容、范围、方式和途径等，检察机关将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探索，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新京报：作为新闻发言人，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童：这个分数应该留给你们记者来打。(李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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