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编的顺口溜说：“如果你爱他，让他管规划；如果你恨他，也让他管规划。”规划局长容易“出问题”是因为，在城市规划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和利润空间。因此，很多企业老板不惜血本，千方百计地“搞定”规划局长。

　　　我们希望《城乡规划法》能够从制度入手，通过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地方领导的规划权，杜绝和减少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拍脑袋”决策。

　　　4日24日，城乡规划法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草案有很多亮点，但很多人更关心的是，这部即将面世的法律，能否构建“规划反腐”的制度框架，能否遏制不断蔓延的“规划腐败 ”。

　　　在城乡规划法草案中，对地方政府、地方领导的“规划权”予以更加严格的约束：草案规定，地方政府对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编制，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编制、审批的，对有关责任人给予降级、撤职处分。对于各级政府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给予处分。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近年来，城市规划成为官员腐败的重灾区。“成都红枫半岛花园和锦城豪庭腐败案”不仅使展示成都形象的窗口通道——迎宾大道缩水走样，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在云南，胡星等三任昆明市规划局长均因涉嫌权钱交易落马。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领域的案件占三分之一多，城建领域成商业贿赂重灾区。难怪老百姓编的顺口溜说：“如果你爱他，让他管规划；如果你恨他，也让他管规划。”

　　　规划局长容易“出问题”是因为，在城市规划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和利润空间。在寸土寸金的城市，规划红线退一点点，规划格局改动一些，普通群众可能觉察不出来，但对房地产商来说却意味着数千万的利润。因此，很多企业老板不惜血本，千方百计地“搞定”规划局长。行贿者看中的是规划局长手中的权力，腐败的官员看中的是行贿者手中的金钱，两者一拍即合，流失的是国有资产，牺牲的是公共利益。

　　　规划局长“栽”在规划上，暴露出我国规划制度的软肋。目前，中国在规划管理方面，适用的是1989年通过的《城市规划法》和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而今，落后的规划法律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城市规划的需要，很多城市的规划管理工作都出现脱离实际、擅自变更、腐败案件频发等新问题。

　　　由于对地方领导的规划权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致使城市规划随意和不科学的问题非常突出。在很多城市，规划朝令夕改，建设杂乱无章。在城市建设中，当地的领导常常通过打招呼、批条子、“特事特办”等方式，变更城市规划，使城市规划服从具体的建设项目。城市规划制定、运行中的诸多漏洞，给企业和地方领导的“权钱交易”留下了空间，使城市规划“权力寻租”成为可能。

　　　一方面，是企业发展对土地的渴望，是巨额商业利润的驱动；另一方面，是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是官员权力变现的巨大诱惑。在利润和欲望的共同推动下，很多人开始钻规划制度的空子，通过权钱交易，发不义之财。难怪在一些城市，主管规划的官员敢无视城市规划，违反法定程序，擅自批准建设。城市建设的无序扩张和城市规划中的“权力寻租”，不但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还容易造成被拆迁人利益受损，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为遏制部分地方城市规划中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问题，中国建设部曾于2006年启动城市规划督察试点工作，通过向重点城市派出规划督察员，以加强对城市总体规划执行情况的监督。

　　　应该说，建设部的补救措施，对制止地方政府随意更改城市规划，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但派出督察员的做法，毕竟属于事后监督，不能从根本上堵塞规划运行中的诸多漏洞。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城乡规划法草案》寄予厚望，希望《城乡规划法》能够从制度入手，通过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地方领导的规划权，杜绝和减少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拍脑袋”决策。

　　　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办好事，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办坏事。我们期待着即将面世的《城乡规划法》能够遏制地方官员的“权力寻租欲望”，能够规范地方领导的规划决策，能够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城市规划、监督政府行为，使我们的城市规划更科学、更规范、更稳定，使“规划腐败”没有孳生、蔓延的土壤和空间。(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