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对话》现场首度回应“遭遇沙尘暴”事件，自称形象虽“丑”并不冤

　　作为“环保公益日”的首倡者，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潘岳，在今年3月31日的长城脚下的一次“环保公益日”宣传活动上，遭遇“沙尘暴”，而这一幕被在场的记者抓拍下来，连续发动三次“环保风暴”的潘岳宣传环保遭遇“沙尘暴”，成为第二天的热门新闻。

　　5月13日晚22：03，央视二套《对话》栏目主持人陈伟鸿把当时这张颇具戏剧性的照片带到现场，调侃起前来做客的嘉宾潘岳。而潘岳首度对此做出回应：“那天非常巧，我带着一批名人植树就赶上了沙尘暴，网上就说这是大自然给环保局的报应，但也有朋友给我们喊冤，说沙尘暴不归环保局管。我当时是有点感觉。”

　　主持人问他冤不冤，他笑着否认：“回来我觉得不冤的原因也是一个小转变，很快的转变，没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觉得凡是参与环保的部门，不管哪一个部门，面对沙尘暴多次侵袭北京城的事实，我觉得没有资格喊冤，不管哪一级官员都没有资格喊冤。这是体制的弊病，比如说海洋的污染是海洋的部门管，治沙的是林业部门管，比方讲诚实的污水、垃圾谁管，是建筑部门的。农村的污染谁管，是农业部门管。分成了好多块。当然还包括我们水利部，上水下水的问题，这些体制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在推卸这个责任，而是在加强合力，齐心协力地为我们的子孙万代，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交待，去如何落实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他还对拍下这组照片的记者表示感谢，并要推荐为年度环境新闻奖：“我觉得应该感谢记者，这个记者发的这个照片，那么丑陋的形象照下来以后居然能唤醒国人，唤醒社会，面对我们的严峻的环境形式，我觉得应该受到奖励。所以我作为环境记协的名誉主席准备在年底把这张照片推荐为环境新闻奖。如果它真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我觉得再调侃两句也是值得的。”

　　“世界工厂”立不住，潘岳《对话》现场严厉批评重化工发展方式

　　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名词，在2007年1月10日，成为环保风暴的核心——“区域限批”。一旦宣布被执行“区域限批”，就意味着环保部门有权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河北唐山市和山西吕梁市、贵州六盘水市、山东莱芜市以及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等四大电力集团出现在全国区域限匹的“首发名单”中。这是连续三年来，国家环保总局发起的第三次环保风暴，2005年对电力企业、2006年对化工行业，针对的都是单个企业，这次升格为对地市、大集团的整体治理。有媒体称，这是比“风暴”更剧烈的“飓风行动”。

　　5月13日晚22：03，央视二套《对话》现场，“风暴”的发动者——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面对来自山西吕梁、山东莱芜、河北唐山等三个“区域限批”地区的长官，称原来自己在经济部门工作，并非一个纯粹的环保官员：“你们的想法我很多都是理解的，我为来环保局之前曾经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经过传统工业化这么一个阶段，中国是可以先污染后治理，只要有了钱，咱们什么事都好办，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还是世界工厂的最早的鼓吹者之一，我也写了报告，成了世界工厂的最早鼓吹者。”

　　他接着说，之所以转变观点，认为“世界工厂”难以成立是因为：“大量数据表明了中国国情撑不住传统的工业化的发展，因为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上撑不住。我们的人口，1958年建国以来增长了一倍，也就是说7亿到了13亿，我们的土地流失了一半，600多万平方公里变成了300多万平方公里。70%的江河水系都受到了污染，那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能源、资源，我们的资源再过若干年以后大部分都依赖进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恐怕支撑不住，另外还有国际的压力，现在国际有一些规则，都是为发达国家，有利于他而制订的，什么绿色贸易壁垒等等的。他们这些对我们而言，只能是加大对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生态成本和环境资本转移不出去，我们又不能学帝国主义去抢，去打，去夺，不可能，所以我们转移不出去。所以这种前提下先污染和后治理的路子恐怕走不通，就是我想走估计也走不通。”

　　潘岳提出目前的重化工发展思路走不通，要提前把环境保护作为重点来抓，提早解决：“发达国家人均达到八千美元的时候能够回头治理污染，我们走不到那个阶段，不要说走到八千，三千都走不到，三千我们小康目标点，我们走到人均两千美元的时候，也就是若干年之内，环境的危机和其他的问题加在一起提前地来到，我们就得提前用更大的成本来应对，去解决它”

　　潘岳《对话》现场回忆当年“忍无可忍” 称被涮很无奈

　　5月13日晚22：03，央视二套《对话》演播现场，一贯果断行事的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面对主持人陈伟鸿出示的一张照片，表示无奈，并回忆起当时的“被涮”的经历：“这是我刚来环保总局半年的时候，是元旦，我借了一件军大衣，在凌晨出发，到了山西、陕西、内蒙的交界，是三不管地带，俗称黑三角。我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白的山羊都是黑的，乌烟瘴气，水也是脏的。我们去的时候看了很长时间，到了那个地方如同地下工作，拍了大量的照片，取了大量的物证。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开始对现场排污的，大概40多家，关停了以后我通知三个省市的负责人来开会，三分之二没来，三分之一来了。最后在那儿嚷嚷，嚷嚷的时候最大的震撼是什么，环保总局是部级单位，我们的执法队伍居然要像地下工作者那样到一个县里去环保执法，就取证，去刺探情况。说明我们环保的法令，有关的法规，和中央领导相关的指示，在底下的权威性到什么程度，让我非常震撼。”

　　他接着用六个“忍无可忍”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我当时嚷嚷被照下来了，应该说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不是我个人忍无可忍，我觉得好像中国国情忍无可忍，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呢？我们的能耗是发达国家的6-8倍，而我们的污染排放是发达国家的30倍，我们的劳动生产力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我不是说跟发达国家比，因为他有他的历史阶段，但是我想说我们承受不了，我们中国的国情根本不可能忍耐得了这种重化工无序的扩张，而且我们的老百姓也忍受不了。我们的健康问题，那么多人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同时环境纠纷05年达到0.1万人次，环保投诉上访每年30%在递增。那么多人因为空气的污染而得了呼吸道疾病。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已经忍无可忍，这就如同总理说的一句话，你们执法的时候一定要像钢铁一样坚硬，不要像豆腐一样软弱，我觉得这就是忍无可忍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