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在当时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交了题为《取消“O”字头汽车牌照》的建议，立即引来一片叫好声，代表认为一些“O牌”车助长特权思想，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笔者当时却曾撰文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取消“O牌”反而会“帮助”一些“特权车”因“混同于群众”而耍起特权来更加方便……

　　现在，3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在全国各地的“O牌”被陆续取消后，个别地方却又重新启用了“O牌”。据4月24日《钱江晚报》载，为了“有效遏止公车私用等现象”，从下月10日开始，浙江省平阳县的近1400辆公车将换上特殊的“身份证”，新车牌均以“浙C·ＣG”开头，“G”即为“公”的首个拼音字母。

　　呵呵，时事无常，争论难定，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轮回。当时取消“O牌”被当做一个巨大进步，现在却暴露了它不便于监督的弊端。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绝非说，我3年前的观点就一定是对的，但很显然，靠从一个符号下手，来打消特权思想绝对是一厢情愿。诚然，近几年来，执法机关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善，但似乎没有人会将它归功于某个符号的禁用上，而是我们健全了制度、加强了监督，同时加大了惩罚力度。事实上，如果某个符号代表了特权，我们更应让其暴露在阳光下；而如果说是这个符号助长了特权，那只能说这种助长是被管理者默许的。一句话，符号导致不了特权，而只能是特权让符号“变质”。

　　当然，现在的平阳“G牌”和当时的“O牌”还是有区别的。“O牌”主要是司法机关用车，而“G牌”则涵盖了所有公务用车。但虽然范围不同，主旨却一样。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符号都不是罪魁祸首，它究竟是特权的“助跑器”还是“照妖镜”，全在制度的设计和制度执行者的决心。而很明显，平阳“G牌”让公车时时处于监督之下，这本身就是一种约束机制。

　　道理在3年前就已说过，今天就不再过多重复，但在文章该结束时，却想说几句题外话：一个小小的平阳县就有近1400辆公车，那么全国又有多少辆公车？而说到这里，就不免引出更深的思索：其实，公车挂什么牌不是关键问题，最根本的是，我们该不该有这么多公车？ (作者：高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