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周汉华针对记者的提问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了全面解读。

　　-信息公开进入立法时代

　　记：“根据条例第8条，行政机关公开政策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机关以危害社会稳定的理由，拒绝公开信息？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

　　周：从根本原则上说，任何国家都不会为了信息公开而危害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信息公开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如果将国家秘密都公开了显然是得不偿失。所以这一条的规定非常必要。不过，为了防止你担心的这种情况，应该建立一系列的法规来完善这部条例，明确公开的内容以及不公开的程序。不能随随便便说不公开，找个理由就不公开了。应该说，要保障信息全面公开，是数部法律法规来共同完成的。而信息公开这部条例只是一个开始，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像一张网，这只是一个网结。

　　-记者的采访权不同于知情权

　　记：作为一个媒体记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条例实施后，只要是信息公开的内容，我的采访不应该遭到政府部门的拒绝？

　　周：我只能说，媒体的采访权和公民的知情权不同，媒体没有特权。这部条例规定的内容还是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如果哪一级政府将信息公开理解为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就错了。但是在公布的条例中，这一点不够明确，这是这部条例遗憾的地方。

　　-官员巡回讲座不是信息公开

　　记：您感觉如何界定信息公开的方式比较合理？

　　周：在讨论稿里，这部分内容是明确的。公开的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的、规范的渠道。根据国际惯例，分为三种：政府公报；官方制定出版物，这里特指人民日报；政府办公场所，就是公民在政府大楼里随时能看到公开的信息。还有一类是非官方的，不规范的。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广播、上网、短信、讲座等。

　　在实践中，应该是官方的渠道先公开，非官方的渠道理应在后。像在一些国际条约签订之后，内容公开了吗？掌握这些信息的官员到处进行讲座，还要出版相关书籍，名利双收。可是从正规的渠道，一般的公民不能全面了解这些内容。

　　但是在正式公布的条例中，这一条被修改了，没有将正规和非正规的渠道区分开，这对政府信息的完全透明化不利。

　　-中纪委大力推动条例出台

　　记：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50余年以后，信息公开的内容才写入法律？

　　周：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是这部条例出台的第一大背景。中纪委是推动这部条例出台的最重要的部门，可以说居功至伟。其次是国家信息化趋势的推动。另外还要得益于某些地方的实践经验。我国有42%的地方政府制定了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可以说这部法律是地方推动中央的结果。当然还有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其实，我国制定这部条例是出乎意料的迅速。因为国家信息化趋势初露锋芒，2001年，我国才建立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条例出台很快，是改变政府信息垄断、行政暗箱操作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管理混乱是信息公开最大阻碍

　　记：您感觉信息公开的最大阻碍在哪里？

　　周：我认为在法律法规实施中，最好称其为挑战。在地方政府推动信息公开的实践中，我们就预感到存在问题。比如，没有多少人向法院起诉政府。提起信息不公开行政诉讼的案例在上海出现多，在其他地区凤毛麟角。这说明信息公开没有深入民心信息不公开。另外，还有一些历史遗存问题，公开以后能不能得到公民的理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公开，就要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否则公民如何从大量资料中找到需要了解的内容呢？可是，我国政府的资料管理很混乱，需要花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整合。

　　还有官僚习惯于“暗箱操作”，这也会影响到信息公开的进程。

　　（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