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发生的苏东剧变，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强烈的震荡，这是社会主义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而非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在经历了一个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之后，社会主义从90年代中期结束“震荡期”，进入“调整期”，并在总体低潮中出现了局部复兴。

　　一

　　苏东剧变以后，在一些国家，共产党顷刻之间丧失执政地位，于是出现了反共高潮。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苏东各国共产党发生分裂，党的主体部分纷纷易帜，普遍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而后相继参加了社会党国际。但是苏东剧变并未带来人们所期盼的繁荣和发展，许多国家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经济滑坡，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于是通过大选，出现了右翼和左翼势力轮流执政的局面。

　　回顾一个多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一个党在遭受挫折之后，都要进行一次认真总结，但这种总结往往是局部性的。这次与以往不同，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过大过重、伤筋动骨，因而这种总结几乎是世界性的。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前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经验教训总结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些党今后的成败和前途命运。在经受苏联解体、苏共覆灭严峻考验以后站稳了脚跟并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共产党，通过深刻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提出“革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是“以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公正、集体主义原则、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俄共现有党员60多万，是俄罗斯第一大党，近几年其影响力虽然有所下滑，但在俄政治生活中仍然具有重大的作用。

　　近些年来，在俄罗斯，还出现了群众性的对苏联历史的反思。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开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先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在“反思70年苏联历史”、“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掀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狂潮，开始重点批判斯大林，接着批判的矛头由对准斯大林转向列宁、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转向所谓“原罪”马克思，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打开了缺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骤然降为二流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每况愈下。500年来的历史中，俄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衰弱。通过现实和历史的对比，俄罗斯的社会思潮从右往左转，人们普遍产生怀旧情绪，怀念社会主义苏联，反思苏联历史。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多数人不仅肯定当今的普京时期，而且也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宁、斯大林时期，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和痛心。2004年3月，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其作为俄罗斯高等学校师生的历史参考书，并邀请著名历史传记学者麦德维杰夫撰写了题为《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长文作为后记附在书后。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在俄罗斯，正在掀起一个重新评价苏联历史的潮流，俄罗斯人民在觉醒。历史是不容歪曲的，时间越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越加深刻，评价就越加客观和公正。

　　二

　　苏东剧变，直接受打击的是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很大冲击。剧变初期，一些党改为社会民主党，一些党发生分裂，一些党销声匿迹，但也有一些党坚持下来，在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和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前5年，为了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西欧六国(法、意、希、西、葡、德)共产党多次会晤，召开一些国际性的理论研讨会。法共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但彻底否定苏联模式，提出以“新共产主义”取代“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实行深刻的社会变革，发展现有社会的“成果、需要和潜力”，反对“为了金钱而金钱”的资本主义逻辑，否定乃至取消资本主义的“剥削、异化和统治”，以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组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悄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西方左翼学者组织了多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如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几届马克思大会，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国际大会；美国纽约等地召开的几届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2000年的马克思主义大会；英国的“96伦敦马克思大会”等。每次会议都盛况空前，少则1000多人，多则达到6000人以上。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深广，很多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都开设马克思学说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说课，选学的人很多。1999年底，在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和西方一些大的媒体分别进行了“千年伟人”评选活动，投票结果显示，马克思是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指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书曾对过去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西方国家出现的“马克思热”，绝不能看成左翼学者的一时冲动或心血来潮，而要从西方社会所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中寻找原因。在冷战中，资本主义虽然是赢家，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又有新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无力解决它。即使是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承认，“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也许就是它自身”，“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所见应该再度获重视，他不应为其他人对其学说所作的解释背黑锅”。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已经失望，期待用马克思的学说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当然，现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热”，大多还处于学术理论层面，对其研究评价应把握好分寸，不宜估计过高。早在十多年前苏东发生“政治地震”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382页)十几年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的这一英明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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