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落下帷幕了，基于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和人大代表的最正当民意代表身份，许多权力监督事务都压到了人大身上：为遏制政府建豪华办公楼，40多位新闻出版界的政协委员提案建议政府办公楼扩建应向人大报告；为压低我们居世界前茅的行政成本，约束“三公”消费，人大代表建议应加强人大对行政费的监督。媒体呼吁人大监督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委员建议人大强化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公众力挺人大代表介入反腐，民工欠薪、药价虚高、房价畸高、教育乱收费等问题的解决都寄予到人大监督身上。

　　诸种社会问题都寄厚望于人大监督，这是公众非常自然、正当、合法的期待：我们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人们所以愿把自己的部分政治权利让渡给代表，就是让人大替自己监督政府。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许多社会问题靠其他部门和舆论监督解决不了时，人们只有寄希望于这最高权力部门。孱弱的民权无力约束公权的膨胀，只有寄望相对强势的人大。

　　公众寄如此厚望于人大和人大代表，人大能承载如此这种期待吗？我想，面对公众热切的期待目光，看看自身在现实中履行的监督职能，人大代表应该反思。

　　政府滥建豪华办公楼的现象非常严重，许多贫困县动辄修建数千万元的政府衙门，可既有豪华衙门差不多都是媒体曝光和网友揭露的，有几个豪华办公楼是人大批评和人大代表揭露出来的？每年各地曝光出许多腐败案，揪出许多大大小小的贪官，大多是案件牵出、公众举报、纪委查出或偶然暴露出的，有几件是人大代表在监督中揭露出来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出国那么严重，人大代表又起到了怎样的遏制作用？某些地方交警滥罚、工商乱收费、教育乱收费、法官腐败甚是严重，几个地方的人大对那些滥权部门质询过或投过否决票？各级人大本应是监督公权的中坚、最高最正当的监督机关，却在日常监督事务中自我边缘化了。如此种种，都需要人大代表强化自己的履职能力。

　　很多人大代表会抱怨体制的约束使人大空有最高权力机关之名，会抱怨人大代表很难实施监督权，行政权在制度上的独大压制着人大——这话不错。体制缺陷难以回避，需要进一步改革后，人大才能发挥最高权力机关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可人大代表不能等着体制完善后再去履行监督权，而应积极通过激活法定权力、穷尽既有权力、争取应有权力等方式在行动中去完善体制。通过一个个监督行动，逐步树立人大监督的权威，而不是坐等权利从天上掉下来，坐等哪个道德高尚的领导赋予自己这些权利。

　　其实人大代表履行监督可资运用的权利资源并不少，宪法和人大组织法中对此有一个代表权利清单，规定代表有质询权、建议权、批评权、审议权、召见官员权、提起罢免议案权等等，这些权利不使用的话，就只能停留于纸上。这些休眠的政治权利需要代表委员们通过行动去激活。可许多代表参加两会时，最多只是使用一下提交议案权，罕用使用批评权和质询权，甚至有许多代表一言不发地甘当“哑巴代表”、“花瓶代表”。体制制约确实存在，但人大代表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不能等着组织的授意或上级的准许，你不是对上级而是对委托自己参政议政的人民负责，要有积极争权、主动用权、穷尽手中每一寸权利的意识。有权不用、有权不争、有权不激活即是一种失职。

　　另一方面，人大如果感觉自身力量弱小的话，可以与其他监督力量联合，比如可以与媒体联合，在许多公共事件上，与媒体配合发出监督声音。在遏制银行跨行查询收费中，人大代表就与媒体起到很好的监督配合作用，废除收容遣送制中更是如此。

　　在许多公共事件中，人大代表表现出的沉默，让人失望。一些人大代表纯粹是“开会代表”，只知道在开会中当代表，只有在开会时才履行代表的职责，人大一“闭会”代表就“失踪”，平日公共事务中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在日常的参政议政中缺席，只当十几天的“开会代表”，这也是人大代表对权利的一种浪费。(曹林)